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挑战与对策

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经历周边利益共同体、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三个阶段,其中周边安全共同体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周边安全共同体构建面临权力竞争、机制竞争和观念竞争等主要挑战,需要循序渐进,从观念共识到共同行动,从机制对话到机制协调,从大国协调到机制统筹,最终推动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实现。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良好运筹,中国应该通过"双重协调"战略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对变革时代中国外交的创新性思考——评王逸舟力作《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

变革的世界、发展的中国内外互动,中国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涉外领域日益扩大,涉外主体日益增多,涉外利益日益增加,挑战与问题源源不断,中国外交如何顺应形势、与时俱进成为一大考验.而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王逸舟教授的力作《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正在引发中国外交对此进行新的思考.该书问题意识强烈,案例丰富,学理分析严谨,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为中国外交应对新挑战、新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观点,给人启迪,耐人深思.     

冷战时期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楔子战略”

美国在拉美地区拥有重要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冷战期间,为了限制苏联影响在该地区的扩大,美国不断采用经济援助、政权颠覆、军事征服等"楔子战略",试图阻止拉美国家与苏联接近甚至结盟,谋求联盟预阻目标或分化、削弱苏联在拉美已经形成的联盟关系。由于美国视拉美为"后院",对其战略价值定位较高,加之美国的战略资源投入较多、战略阻力较小,美国在拉美地区针对苏联势力扩张的楔子战略基本取得成效。同时,美国楔子战略的运用也严重地干涉了一些拉美国家的内政,增加了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矛盾。     

中国外交能力建设:内涵与路径

外交能力是主权国家有效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能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外交理论创新能力、外交谋划能力、外交机制建设能力、外交协调能力和外交执行能力等要素。加强中国外交能力建设是时代发展的要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外交能力提出了新考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外交能力提出了新期许，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交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中国外交转型对外交能力提出了新课题。中国外交能力建设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阶段性等特点，对此要在理论创新、战略运筹、机制建设、统筹协调、政策执行等方面不断加强，促进外交能力全面提升。     

国家利益、体系角色与美国对外结盟政策*

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尽管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各理论流 派存在分歧,但就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而言,其内涵与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可分割。外交政策是实 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并随着国家利益的变迁而不断变换。通过外交政策的运作,国家实现了与国 际体系的互动,确定了国家的体系角色,进而对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形成了回馈,推动了国家对外 结盟政策的演变。     

中俄军事关系:问题与前景

中俄军事关系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趋势将左右中俄全局关系。目前,中俄两国在军事互信建设与军方高层互动、武器贸易与技术合作、军事演习与交流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两国在武器贸易的定位差异、战略分歧、历史记忆等因素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中俄军事关系主要取决于全球战略格局而非中俄双边关系。基于全球战略格局的“一超多强”态势,中俄军事关系将维持平稳发展,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谨慎合作。     

特朗普治下的美日同盟关系及其未来走向

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撑,其调整变化对于地区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特朗普执政以来,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孤立主义、少边主义、交易主义等特点,美日同盟也因此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尽管仍不明确,但其对美日同盟的倚重不会改变。美日同盟走向将深受地缘政治、中国因素、防务分担、贸易摩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虽然美日同盟关系仍然紧密,但并非线性发展,双方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军费分摊问题在特朗普上台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历程、经验与启示——兼论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塑造

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战略竞争有所加剧,两国战略关系面临着再塑造的问题,这也就使得对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历程与经验进行反思很有必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近年来中国对中美关系主动进行战略塑造的重要尝试。美国官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经历了观望期、试探期和冷淡期三个阶段,由"谨慎乐观"转变为"冷淡处理",最后变为"置之不理"。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经验在于要注重凝聚战略共识、承认战略能力、增进战略互信、协调战略利益和管控战略分歧。这对于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塑造具有重要启示,也有助于中美战略关系总体保持稳定。     

双重协调: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构建

自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中国对周边外交更加重视,推出了一系列周边外交新理念和新举措。不过如何更好地开展周边外交也日益面临着周边安全的掣肘,对于周边安全环境的评价也存在大量争议,这就使得建立周边安全的评价体系和构建整体性的周边安全战略很有必要。由于中国崛起的周边安全效应、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地缘效应和周边国家转型的系统效应,中国的周边地区安全已变得日益重要。周边安全合作面临着大国权力竞争、制度竞争和观念竞争等主要障碍,中国在周边安全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从国家利益层次分析的视角,可以对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纷繁复杂的安全问题进行梳理,区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三个层次,使得对于中国面临的诸多周边安全问题有着更为整体性的清晰认知,进而提出了“双重协调”的周边安全战略。针对涉及不同利益层次的周边安全问题,中国可以采用“大国协调”和“制度协调”并进的思路,单一或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手段,最终推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较低程度的周边安全共同体。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中国周边安全合作

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的实现,不仅需要加强国内安全治理,也需要重视国际安全合作。周边地区对于中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践行的首要外部区域。十年来,中国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多领域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谋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纵观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合作的历程,呈现出以下特点：统筹安全与发展、协调推进各领域安全、尊重差异与各有侧重、战略谋划与务实推进相结合。中国在周边地区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更好地维护主权、安全、发展核心利益,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和推动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周边地区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安全互信不足、泛安全化、系统效应受限等局限,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基于“求同存异”原则,循序渐进地推进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