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周期与外交转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经历了三个30年。通过考察1919年以来中国90年的外交历程发现,中国外交调整具有周期性,每隔3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的尾声,中国外交政策会进行战略性调整。中国外交周期的变化与中国实力地位的提升、中国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联动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更迭均有密切关联。在认识中国外交周期性的基础上,本文将主要运用历史比较和统计学方法,探讨当前中国外交转型问题。     

安全研究中的巴黎学派

冷战结束后,运用批判路径的欧洲学派或欧洲主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安全研究的理论格局。欧洲学派有三大理论分支:哥本哈根学派、威尔士学派(阿伯里斯特威斯学派)和巴黎学派。巴黎学派被视为安全研究的后来者,其独特的理论观点已获得学界认可,其影响日渐扩大。事实上,巴黎学派的安全研究理论不仅不同于传统的安全研究,也有别于哥本哈根和威尔士学派的安全研究。受法国本土社会学发展的启发,巴黎学派的以社会学为基础、关注(不)安全化进程、重视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融合的三大原则体现了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并得以对新时代的安全现象做出新的解释,这也正是巴黎学派安全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其对移民、边界控制和国内监控治理等问题的注重亦使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不可避免的是,巴黎学派也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的研究成果对安全研究和安全实践的影响还将进一步显现。     

安全不可分割：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安全不可分割是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原则。这一概念经历了和平不可分割、欧洲安全不可分割、俄罗斯—大西洋安全不可分割以及全球安全不可分割四个发展阶段。其理论内核为主体间安全不可分割、安全风险复合体不可分割、全球安全社会不可分割;其实践主张包括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安全权利与安全义务以及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全球安全倡议以“均衡、有效和可持续”为基本框架,通过威胁驱动、利益驱动和认同驱动促进全球安全不可分割,进而促进国际社会的普遍安全。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体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价值,是中国为世界和平、繁荣与稳定作出的重要贡献。     

均势制衡与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论析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提出"印太"概念,并制定了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其核心是均势制衡与力量优势。美国认为,由于中国的持续崛起,"印太"地区出现了不利于美国霸权体系的力量失衡,从而导致安全失衡,直至体系失衡。为了扭转"印太"地区的失衡态势,继续维系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离岸平衡手角色和世界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优先战略行动,重新恢复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平衡,进而达到美国认为的安全平衡和体系平衡。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充分体现了美国现实主义、保护主义与实用主义倾向,反映出特朗普追求美国优先和全面优势的战略观念。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实行起来可能并不会像设计者所希望的那么有效,其战略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甚至潜藏着巨大的战略安全风险。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优先行动或预示未来数年印太秩序和世界秩序的大变革。美国有可能因此失去作为印太体系和世界体系的建设者角色,反而成为体系的破坏者。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资本批判思想探析——基于空间地理方法

哈维追随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路径,以空间地理方法为工具,基于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资本危机与时空修复以及剥夺性积累与反抗的三个视角分析和批判新帝国主义的运行机制。哈维的新帝国主义批判理论沿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范式,是对马克思资本批判之方法论资源和价值目标的继承;开启了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研究的新维度并创新了研究方法;与偏离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各种资本主义后现代批判理论相比更具现实意义和理论说服力。     

美国对华战略新动向与中国应对之策

2009年1月,奥巴马上台至今已是一任有余,其政府对华战略逐渐清晰,并呈现出一些矛盾性的新动向,包括战略上的接触和围堵、军事上的谈判与监控和体系上的融入和防范。对此,中国需要有相应的战略准备和应对之策,以确保中国的持续和平发展得以前行。     

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论析——兼论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比较

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分析大国竞争的重要视角.二战后,在大国恶性竞争的传导路径引导下,美苏争霸不断发酵直至冷战生成.当前,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的大国竞争再次浮现,如何理解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学界亟须思考的现实问题.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分阶段演进,缘起于竞争舆论,发展于竞争决策与竞争政策实践,形成于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互动.不同的阶段反映不同的竞争状态,不同的竞争角色承担建构不同竞争状态的责任.建构良性竞争、恶性竞争,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的关键在于路径的选择.只有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竞争回应,维持有效的复合沟通机制及寻找利益关系平衡的谢林点,才能构建起具有包容性的国际良性竞争关系,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和管控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

冷战结束以后 ,国际社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安全挑战 ,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军事安全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安全问题之一 ,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对此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新安全观等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然而 ,对新安全观的强调却易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发生误解和偏差 ,忽视或淡化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 ,甚至有贬低传统安全之虞。本文从国家安全的缘起、认识安全问题的不同视角及安全观形态的转变等方面入手 ,对安全问题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论析 ,确认了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地位 ,并依据冷战后安全问题的新发展 ,分析了新安全观的理论和现实困境 ,提醒人们警惕忽视传统国家安全的现象。     

国际格局新型两极共生关系论析

新型两极共生关系研究对分析当前国际格局具有重要价值。在中国持续崛起,美国实力相对衰退的背景下,国际权力分布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国际格局开始出现和建构中美新型两极共生关系趋势。与旧时代对立对抗的传统两极关系不同,新型两极共生关系立足于21世纪,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理念,彼此相互竞争但不对抗、相互牵制但不会彼此冷战和热战、各自加强军力但不进行军备竞赛、各自发展不在全球寻求势力范围,具有鲜明的时代观、共同的合作观、公正合理的规范观、休戚与共的命运观等特点。新型两极共生关系跳出"修昔底德陷阱",重新定义和诠释了新时代崛起国与霸权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互动模式——新型竞争共生关系,超越了传统的两极对抗关系。在国际环境、国家实力、战略取向、政策推进等方面,新型两极共生关系需要适宜的生成条件。在权力关系、制度建设、价值观念等层面,新型两极共生关系遵循特定的生成逻辑。为构建和培植中美新型两极共生关系,中美两国应具备战略性的长远眼光,充分发挥双方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共同化解国际体系中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增进两国战略互信,加强地区议题上的合作。虽然中美两国间仍然存在战略互疑和政策推进等困难,但是构建中美新型两极共生关系的前景广阔,这也契合和平与发展时代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