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新品牌的创造

习近平的首次出访就列入了非洲,这实在是中国国家行为的重要宣示,它等于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的国际观,它不以支配别国为目的,而以和平互利、协助开发为目的。中国在非洲的表现,已对世界秩序提供了非西方式的选项。研究政治思想的,通常都把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视为现代政治的开端。它的理由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尚未形成国家的自主价值。只能被动因     

国家的第一责任是要保护人民

政府有责任去建构一种保护人民免受于各种恐惧的上层建筑。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国家,它的第一步,就是能将人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保护起来。西方的政治教科书,今天喜欢谈的重点多半是民主参与和多元民主等论题。但20世纪50年代时,却非如此。我有一本1950年代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李普森(Charles Lipson)所写的老式教科书《政治学的主要论题》,它开宗明义第     

一个国家,一定要有远见

就在那个落后的时代,终究还是有昆西·亚当斯这种有远见的领袖人物,他们知道科学与文化艺术的重要,也知道科学人文知识必须普及到全民。由史密森学会成立的历史,显示出一个国家必须有远见的重要。只要去过美国首都华府,就一定对白宫和国会山庄之间那一片建筑群留下难忘的印象。它有史密森博物馆、国家航空太空博物馆、国     

风流是被美化的下流

一件事的对或错,在叙述该件事的语言上就应准确清楚,但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官僚,为了合理化他们的贪污文化,却将贪污这种事说得好像很正当,于是古代官场对贪污这种行为,遂等于根本没有道德防线。以前在读明清笔记和官场小说时,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中国古代官场在叙述贪污这种行为时都是占用着道德语言。例如送贿给大官权贵叫做孝敬、报效;送贿给差不多的平辈叫做彼此关照;古代的《两淮盐法志》里提到官     

缅怀古代的旅行家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代的旅行家对文明的贡献并不一定比古代的学问家要少。旅行家打开了世人的眼界,扮演起文明沟通的桥梁角色。14世纪的北非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我是慕名已久,过年期间终于把他的《游记》找来阅读。他一生旅行近30年,旅途7.5万里,为马可·波罗的3倍。读他的游记,真是极有感触。古代的世界,人类的交往极为困难,有地理的阻隔,有途中的盗匪风险,     

狠,是社会致命之病

官僚滥权的狠是一种状态,人民心生不满所造成的反抗的狠则是另一种形态——当一个社会这种狠劲大增加,它绝对不是好现象。《孟子·公孙丑上》说,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仁义礼智开端的基础。因此后来的人遂说人心是肉做的,意思是说善恶乃是人类的天性,人心是柔软的。     

重建信任要从不信任开始

在这个典范转移的时代,人们已需要在对权威拒绝依赖上做出更多努力,改变恐惧下的盲从,使它成为合理的服从。前两年,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教授汤普逊(Dennis F﹒Thompson)出了一本论文集《恢复责任感》,其中有一篇论文《恢复不信任的价值》。在这篇论文里,他指出近代美国,从政府、教会到公司,由于他们都拥有庞大的体制和强大的命令纪律系统,因此官官相护、文过饰非、集体为恶等现象层出不穷。因此,他主张体制应鼓励保障吹哨子示警的人(whistle-blower),意思是对团体做坏事时的检举人,应该做有效的公平     

理工科治国,还是法政科治国?

平庸过日子,不惹大麻烦,不去碰根本问题,把一切问题都推给过去和未来,得过且过,已成了当代的全球趋势。平庸的政客正在创造着平庸的时代。最近德国联邦议会大选,现任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得票率41.5%,比上次大选增加了7.7%,而在席次上,则得到311席,比上届多出了72席。自欧债危机以来,欧洲已垮了12个政府,只有德国的联邦政府不但未垮,反而更加成长,默克尔     

时代无大小,精神有高低

历史永远不会终结,这个大时代结束了,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大时代就会到来。如果只耽于过去的大时代,可能就会错过新的大时代。时代就是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问题要解决。因此时代并无大小,但时代精神却有大小高低。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坎坷,外有列强欺凌,民族的存亡危在旦夕,内有丧权辱国的无能官吏。国脉的存续     

连朱熹也会犯错

如果一个社会的官吏过分地以道德挂帅,这种人一旦取得了权力,很容易就有道德优越感,并在这种道德成见的趋势下,扭曲了自己的判断,容易以道德感来整人,甚至形成了当官的说了算的法律价值。《二刻拍案惊奇》里讲到两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