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百年校庆之后的反思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该校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发表《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在其乐融融、一团和气的校庆话语中,因其反思力度和强调大学对国家和公共文化的责任,     

曹汝霖的“五四”记忆

晚年曹汝霖回忆,得知北京大学生可能冲击曹宅后的北京警察厅派去保护的三四十名警察,因为上头交代“文明对待学生”,故连警棍都没有带,警察们只好就近寻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封堵大门。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遇阻的学生,迅即转向来到曹宅。时隔数十年,曹汝霖似仍清晰地记得“五四”运动中的这一幕：     

老清华的民主细节

<正>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让人们对于传统的复兴似乎又多了一份期待。今天的人们回忆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经常提起的是校长梅贻琦的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其实,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府,除了是学术的圣地之外,还是自由民主的堡垒。这并不仅仅意味这些大学的教授是言论界倡导自由民主价值的中坚力量,他们同时倡导教授治校,学术独立,在大学校园身     

重建公共舆论的多元空间——读《南风窗》精选集《中国这十年》

在这个古老国家此时此刻艰苦备尝的新陈代谢中,知识人和媒体人有着不可躲避而不忍躲避的公共责任,《中国这十年》浓缩的《南风窗》人情怀,正继承了传统中国士大夫论政议政的精神遗产。《中国这十年》是《南风窗》进入新世纪以来10年(2003~2013)的精选集。透过这个选集,可以窥察到中国在这10年的变迁轨迹,更可以体察到作为当代中国标杆性的媒体之一,《南风窗》在面对这个巨变时代的探索和阵痛时,究竟在守护怎样的一些价值和理想。在我看来,除了在践履新闻人,应该是社会的观察者、记录者、思考者     

重构共鸣与批评的东亚认同——对话韩国学者白永瑞教授

东亚和平共同体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推进,一是在组成这一地区的国家外部进行的国家间统合,一是在国家内部最大限度地扩大以成员个人参与为方向的内部改革。在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强劲的世界性潮流,同时又是几乎所有国家合法性来源的今天,谈论东亚和解与世界和平看上去是一件唐吉诃德与大风车作战的迂腐之事,但若没有超越民     

来信

<正>1就这次小升初新政而论,我没看到什么新的东西,免试就近入学、随机派位这些概念已历经N版了,老调重弹。好的制度一旦被暗箱操纵,那么所有的规则矫正便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而各地久积的招生乱象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集结号尽管早已吹响,但实际进展基本仍是原地踏步。这就反映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懒政行为     

孙隆基:理解鲁迅,从“世纪末”思潮开始——探讨20世纪文化中的精英与大众之对话系列(上)

<正>20世纪中国的历史,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极其艰辛、曲折而漫长,而在这个新陈代谢过程中,精英与民众的关系是中国文化重建中最为关键的议题之一。文化比较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曾任教美国孟菲斯大学的台湾学者孙隆基,其早年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曾经以地     

接续现代中国的政论传统

《今天我们如伺谈政治》这册精选集中的商人群体、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都或深或浅地在涉足这个时代的政治,政治在塑造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特定理解形式,而我们自身的一言一行其实也在参与塑造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和公共文化。     

最是报人爱自由

晚清到民国的历史转折之中,士人群体的身份转换和心态游离,也许是最值得考究的一个面向,尤其是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传统士人的处境与出路更是牵扯着历史的神经。这中间,部分士人向报人的转型过程,展现了一个中国式的公共领域的分娩。在传统社会,清流秉持义理,形成清议而约束士人;到了近代,西方的教会报纸牵引着中国读书人,通过创办报纸、     

身体政治的历史幻觉

身体在不同的历史语境自然会有不同的命运,也会被赋予不同的内涵。有时,它被当作欲望的深渊,是需要通过道德努力去克制的客体,比如中国古代的功过格就强调对感官欲望的抑制;有时却又成为革命激情的直接来源,“变脸”成破除压迫性社会机制的第一推动力,例如1960年代西方的嬉皮士运动。在这样一个让人不无迷惑的状况下,如何言说我们的身体成了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也许,关注身体的学者可以从新近在大陆出版的台湾学者黄金麟的著作《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找寻到解脱困窘的蛛丝马迹。按照黄的研究,对于身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