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一村一警”?

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地广人稀,社会治安防控水平低,广大群众防范意识差、法治观念淡漠,治安、交通、消防等案情多发。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农村社会矛盾不断增多,违法现象时有发生,农村治安和社会稳定形势不容乐观。农村稳则天下安。有鉴于此,各地公安机关探索推进＂一村一警＂模式破解农村治安防控管理难题。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是国家治理海洋环境,规制用海主体行为,分配海洋生态资源,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优化与完善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关乎"海洋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演变与特征分析是深入研究海洋环境政策的前提。运用政策内容分析法,以1979年至今中央部委发布的161项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为样本进行量化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海洋环境政策体系演变呈现出低位徘徊、持续性增长和稳定周期性震荡的三阶段特征;多元政策制定主体间能够描绘出"简单协同"的二元决策协作网络图谱;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呈现控制型政策工具过溢而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和鼓励-参与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的特征。     

云南鲁甸抗震救灾启示与反思

<正>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2014年夏天,笛声呜咽,警报再一次为受灾黎民哀鸣。汶川的创伤尚未抚平,芦山的灾情犹在耳旁,又一个时间让我们铭记:8月3日16时30分;又一个地名让世界熟知: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又一次地震让社会关注:震级6.5,震源深度12千米。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大地震颤,山石崩溅,一栋栋房屋骤然倒下,一座座桥梁顷刻坍塌,一个个生命瞬间消失。处处断壁残垣,瓦砾遍地。这是一组令人揪心的数字:截至8月8日,地震已造成617人死亡,112人失踪,3143人受伤,数万户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画面:父亲一双伤痕累累的手,抱着刚从砖石掩埋中搜救出来的孩子。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中国     

论减灾救灾中的社会联动参与机制

社会力量参与是减灾救灾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尽管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优势互补、协同配合的减灾救灾格局,但仍存在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应在转变减灾救灾观念的同时加快配套制度建设,构建社会联动参与机制,在减灾救灾中实现社会力量全过程参与,打造自救、互救、公救相结合的减灾救灾网络,即建立政府居中指挥协调,以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为神经,一点动,全线动的全社会联动参与的减灾救灾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立足国情、重视同外部世界联系、善于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经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史,清楚地记载着党的对外交往的风雨历程。在整个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历程中,善于利用并积极发展党的对外关系是保证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     

青海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本文立足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现实,科学地界定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定义以及范围,对青海省的一地一市六个民族自治州的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和基本社会保障三方面的数据进行了整理分析。指出当前青海省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状况和程度,并借鉴公共服务理论和实践经验,为青海省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可行的思路和对策建议。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与科学内涵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一个庞大而精细的理论体系。政治理论的核心关怀是国家治理问题。追溯国家治理如何成为中国国家话语,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学理与历史逻辑;分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而在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中,制度模式选择问题与价值体系塑造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指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行政伦理观

构建和谐社会,行政主体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行政伦理观。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在行政活动中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发展人,并承担公共责任,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行政主体坚持以人为本的行政伦理观应做到:维护公平正义,廉洁奉公,诚实守信,勤政为民。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离婚补偿制度比较研究

由于我国《婚姻法》中对离婚后法律救济制度中的一些条款在具体实施时难以操作,导致了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不完善,离婚后弱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离婚补偿制度同时建立于我国《婚姻法》中,则可以完善离婚救济制度,减少因离婚带来的“女性贫困化”现象,以保证社会弱者权益,构建幸福家庭、和谐社会。     

推进新乡贤融入农村基层治理的思考

“新乡贤”作为农村基层治理重要的非制度性主体,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规划部署,有助于汇聚社会多方力量、统筹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有助于实现农村基层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以“新乡贤”为建构主体的“乡贤文化”有助于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文化建设。但是,“新乡贤”在农村基层治理纵深拓展的过程中却呈现出融合难、效果低、留不住等突出问题,限制了“新乡贤”内在功用的发挥。因此,应该从拓宽“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渠道、完善“激励—约束”并重的风险防控体系、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入手,以期为“新乡贤”有效融入农村基层治理,进而提升其治理效能提供有益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