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需要平等的大学招生制度

大学招生平等不仅是考生的基本权利,而且也是重要的国家利益.只有遵守宪法平等原则,招生考试才能真正为社会服务,各地高校才能实现教育资源的最佳配置,中国高等教育才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不论是为了国家、地方、学校还是个人的长远利益,招生平等都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宪政问题.     

拆迁条例修订的原则与难题

要真正解决征地拆迁造成的种种问题,公正补偿、公共利益和最小干预三个原则缺一不可。相比之下,"公共利益"弹性很大,"谈判"的余地也很大,可以预见央地博弈将聚焦在"公共利益"的界定上。只要我们都不想回到计划经济,那就应该坚持用最小干预原则严格解释"公共利益"。     

从被拆迁户自焚到专家建言，呼唤悲剧不重演

成都被拆迁户因遭遇强拆而愤然自焚,因城市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有激化的趋势,北大5位法学教授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重任,代表公众发声,以公民名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等有关权力核心,指出现行拆迁条例的违宪、违法及过时之处,呼吁尽快予以修改。上书得到国务院法制办的积极回应,特别邀请5位上书专家参加了新条例研讨会,同时获得国务院法制办承诺加快修改进程。     

联邦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模式研究

联邦制的启示在于,要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有必要从宪法上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虽然联邦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历经变迁,但还是有章可循,而联邦国家的立法分权模式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制度与文化的百年进化

本文从制度和文化的交互作用出发,探讨中国宪政在民主、法治、人权和分权四个维度上的百年进化历程。百年宪政之路表明,中国宪政要取得进步,必须首先克服"国情论"和"本土论"的误区,虚心吸取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制度经验。中国只是世界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和其他民族与人种有着同样的人性需要和追求。这就决定了中国宪政也必然具有世界各国宪政的某些共同特点,并为了共同的人性目的而遵循某些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统治规律。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程尤其表明,中国宪政并不是世界宪政的例外,而是日益融为世界宪政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人民自觉拥护宪政理念并主动产生制度建设的诉求,中国宪政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并为世界宪政文明贡献独特的"中国经验"。     

改革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1978年作为中国现代史的界限,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划分为改革前后两个时代。改革之前的岁月,时代主题是变幻莫测的;而改革时代,所有的主题均可归纳为改革。2013年,改革步入了第35个年头。对未来中国而言,如何为改革话语注入新的活力——这既是执政党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无疑,今天的中国仍然是需要改革的,但是怎么改,目标是什么,比改革更高层次的政治内容是什么?笔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     

传统与现代:论"礼"的宪法学定性

一、引言八十多年前,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首的五四运动思想家把儒学视为现代宪政的死对头。当时,他们激烈反对保守派要把孔孟之道作为"国教"而写入宪法的企图。在今天看来,他们的这项努力显然是合理与进步的。但他们的评论同时显示,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想做的远不止是这些。他们认为,儒学是完完全全违背宪政精神的,并应作为中国社会与人格改造的障碍而被彻底抛弃。陈独秀相当准确地把儒学等同于其礼治体系,而后者的一系列规则——从"三年之丧"到"三纲五常"——已经受到激烈批判。李大钊则在要求把孔子的名字从当时正在争论的宪法中删去的同时,列举了儒学和西方宪政格格不入的多条理由。本文写作的目的之一,在于为儒学就其与宪政之间的关系提供部分辩护。我认为儒学并不和宪政精神背道而驰。恰恰相反,传统的礼治正是宪政的一种形式。儒家的"礼"看似陈旧迂腐、繁琐不堪,但实际上能     

教育乱象的根源

中国义务教育的不平等主要还不是法律规定问题，而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供需失衡造成的。各级政府固然需要更加重视教育平等，强化校际财政和师资平等，但是在目前供需失衡的情况下，即便它们严格做到了财政投入等硬件方面的平等，也难以实现师资、品牌等“软实力”的平等，你仍然会看见择校费、天价房等现象层出不穷。多数中国家长都很“功利”，他们送子女上学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而是为了考试——考大学。我们所说的“教育质量”，主要是以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比例来衡量的。在应试教育模式下，“好学校”的标准即能否提供扭曲孩子天性的“魔鬼训练”，早已违背了义务教育的本意。从人格自然发展的角度看，     

追寻幸福 期待梦想成真

多少年来，追求幸福一直是天经地义的个人目标和国家使命。看看当代中国人活得多累，领导有领导的累，百姓有百姓的累，富人有富人的累，穷人有穷人的累，下一代从幼儿园开始就累，我们的生活幸福吗？这好像还真是一个问题。不过我要说，这个问题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