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实施靠谁?——论公民行宪的主体地位

本文论证了公民行宪的三大条件,并探讨了适合公民实施的宪法条款。要让公民实施宪法,公民必须是权利主体,且宪法权利需要公民的积极行动,而政府管制并非如此全面,以至不给宪法权利的自由行使留下任何空间。笔者认为,现行宪法符合这些条件的宪法权利主要有四类: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选举权和诉权。其中,宗教活动自由与言论自由属于纯粹的消极权利,公民主动行宪的空间最大。选举权和诉权的落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与司法体制的设计以及政府落实这些权利的诚意,公民行宪的空间相应限缩。但是无论哪种形式的公民行宪都不只是人民的单方面行动,而且也将对政府行宪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     

从权利保障视角看族群自治与国家统一（上）

世界主要国家族群关系的模式可以概括为集权控制型、平等融合型及族群联邦制,族群联邦制的成败是关注的重点.中国及各国相关经验表明,族群自治是维持社会和谐与国家统一的制度保障.要长期保持族群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只是依靠严厉惩罚或优惠政策是不够的.中央意图再好、政策再理性,执行过程也会走样.要从根本上消除族群矛盾,必须从完善制度入手.不论在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族群矛盾,而妥善解决族群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族群联邦制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族群政策必须建立在国家统一、地方自治和个人自由有机结合的基础上.     

流浪乞讨人员的迁徙自由及其宪法学意义

本文从宪法学的视角探讨流浪乞讨人员的迁徙自由。首先 ,本文通过简要对比欧洲联盟和美国公民权的异同 ,突显公民权对统一国家的重要含义 ,以期对中国有所启示。其次 ,文章将讨论公民权、国家统一和法律平等在中国的宪法学意义 ,并论证国务院所废止的收容审查制度违反了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和平等权利。最后 ,文章探讨了迁徙自由的实现所要求的制度与观念转变 ,包括流浪乞讨人员的迁徙自由带来严重社会后果的可能性、防范不良社会后果的制度设计、制度改革所要求的观念转变以及司法机构对于保障贫民的迁徙自由的特殊重要作用。     

论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的纠偏和制衡作用

市场失灵问题有些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而有些则是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所无法有效解决的。市场经济必然需要具有强制力的政府从外部进行干预。与非民主政治相比,民主政治至少在两个方面,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纠偏和制衡作用,从而解决市场经济的失灵问题。一是纠正市场经济自然不平等倾向;二是维护公平、自由、透明的竞争秩序。市场经济惟有和民主政治相结合,才能使效率和公平保持均衡发展,社会才能获得和谐发展。     

美国简易立法程序的司法控制

<正>一、引言远古以来,各国行政机构一直发布着大大小小的抽象行政行为,其中有些在今天被称为“行政立法”活动。即使在现代西方式议会完全发展之后,“行政立法”也远未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近几十年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有架空议会立法的趋势。虽然在等级上处于劣势,但行政立法行为在数量上是议会立法不能望其项背的。正如斯特劳斯教授指出,美国今天拥有:(1)一部人民批准的宪法;(2)上百项民选议会通过的立法;(3)上千项由政治     

尊儒不必祭孔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没弄明白一个简单的区别：一种学说有价值甚至很伟大,是否意味着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将其定为一尊,并强迫国民信奉之.话说到这个份上,当然就不言自明了.宪法第36条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隐含着政教分离的原则,国家不得帮助任何宗教或门派“发扬光大”.     

让司法塑造民族理性

自1999年司法改革正式启动以来，改革路径之争一直持续不断。尤其是在2009年司法改革进入“第三季”前后，学者关于司法职业化与大众化之争甚为激烈。我认为这场争论的焦点基本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司法职业化虽然是改革前十年的共识，却一直停留于空喊口号。     

回望2009，中国正在成长的公民精神——公民精神 重在参与

2009年刚刚过去，中国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盘点2009年的法治事件，值得评论的确实不少——河南王帅发帖被拘留、罗彩霞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重庆高考状元因民族加分而被取消录取资格、农民工为职业病维权开胸验肺、上海闵行区的“钓鱼执法”、广州居民参与垃圾处理决策、成都被拆迂户自焚抗拆……所有这些事件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强烈关注，并在公民关注下得到到不同程度的解决。不夸张地说，2009更清晰地见证了公民参与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而正是方兴未艾的公民参与体现了中国公民精神的不断成长。     

“异地高考”迈出第一步

"异地高考"改革终于破冰。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相关《意见》,要求各省原则上应于年底前出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近日,教育部又召开座谈会,邀请北京、上海、广东等9省市研讨"异地高考"政策,进一步提出以人为本、统筹考虑、因地制宜的"三大原则"。对于京沪等随迁子女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