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体制的根源与出路

在不改变体制的前提下,单靠修补《信访条例》无法解决上访问题。事实上,诸如撤销驻京办等用意良好的中央措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截访外包＂、公权私用等恶性现象。要根除中国久治不愈的上访现象,必须将社会治理模式从自上而下变成自下而上。     

歧视还是纠偏?——高考录取分数线差别的合宪性检验

近年来,围绕着教育问题的争议和诉讼不断。我国教育平等权的实施情况到底如何?平等是否允许差别待遇?在实现教育平等权过程中,公权力者应当如何介入?政府应当承担哪些应有的职责?推进教育平等权从何处着手?我国现实中这些重大而难以解决的问题都需要进行冷静地思考。有鉴于此,我们组织了部分专家学者进行研讨,以期厘清教育平等权的实质和关键,明确政府和公权者在保护教育平等权中的责任,以此推动我国教育事业走向文明进步,促进建立和谐的教育秩序。     

以“更高的法”去衡量法规

如今的公众事件,非要出了人命才可能受关注。继成都唐福珍自焚抗拆之后,近日天津市静海县部分电动和燃油三轮车主因对集中治理非法运营的措施不满,闯入京沪铁路线卧轨,被快速行驶的列车撞上造成4死5伤。报道称,静海县对非法运营电动和燃油三轮车展开     

言论自由是控制公权滥用的必备利器

<正>据近日报道,新闻记者接二连三因报道地方负面新闻而受到权力和资本势力打压。因为没有哪个地方官员愿意把当地的丑事披露出去,让自己成为社会批评的靶子;无论是刚发生的"网上通缉记者案",还是2006年深圳法院受理富士康天价索赔记者案或2008年辽宁西丰县警察     

保护劳工权利应尝试工会改革

劳动合同法今年1月1日实施后，不少企业在寻找规避的方法，一些劳动法专家、律师甚至办起了“企业管理者应对劳动合同法策略”培训班。空白合同、员工看不懂的英文合同、一份工作两份合同等“新招”已不新鲜，一家名为“深圳打工者安全健康中心”的机构对当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劳工权益进行调查，该中心发现，厂方的规避手段更是五花八门。     

高校招生与受教育机会平等

事实胜于雄辩,而中国大学招生的地方保护主义早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看看下面这组国内顶尖大学的招生指标分配图,招生指标的地方差异可谓昭然若揭。以2009年为例(往年数据大同小异),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在北京市投放的招生指标是每万名考生66.8名,在天津是10.2名,在上海是4.8名,全国平均是2.2名,在山东与河南分别是1.1名和1名。经常听到考试大省山东与河南的考生抱怨录取标准不公、考试压力过大,这些当然是事实;不过从北大的录     

法律的道路

在法学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是一个无人不知的人物。在上一个世无之交．美国的经济、社会与法律处于关键的发展阶段。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霍姆斯大法官对美国法律的各个领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并对以后法律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从公法到私法．到处都留下了他不可磨灭的足还。在合同法领域．他利用传统的“思虑”概念导致了一场”现实主义”(或称“客观主义”)革命．经过威廉斯顿等学者的发展而成为合同法的主流理论．至今仍统治着美国法学界。在宪法学领域．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展了言论自由的法擘标准&#183;积极保护宪法赋予在美国处于少数的左翼党派的自由权利。尽管霍氏的观点在当对没有被法院多教所接受，但她对理性说服的坚持最终使他孤独的反对意见获得了法院和社会的认同     

“新农村建设”需要制度保障

要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构想,中央应该完成三个方面的制度转变。首先,中央必须消除自身对农民和农村的制度性歧视;其次,中央必须逐步推进地方民主和法治,使地方问题主要在地方政府层次上获得满意的解决;最后,中央应该建立一套有效的法律规范审查制度,以此界定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制止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对农民合法权益之侵害,充分落实农民的宪法和法律权利。要根治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央必须恢复农民的宪法平等地位,在制度上让农民“翻身”并允许他们通过制度维护自己的利益。     

司法全球化：论世界范围内法院对话的兴起

司法全球化所描述的是一个多样化的司法交互作用的过程；这种作用可以超越边境，也可发生在边境之上或之内．并在那些涉及到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案例中交流思想、相互合作。这篇论文阐明了司法的交互作用的五个不同的类型：在欧盟中国家法院和欧洲法院之间的关系、欧洲人权法院和国家法院之间的互动、在跨国诉讼中出现的“司法和睦”、宪法的取长补短、世界范围内法官面对面的交谈，并描绘了一幅从服从到对话、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互动、从拒绝和睦到积极和睦转变的景象。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困惑与消解

农村土地的使用权最终属于农户或农民个体,个体化的农地使用权应该受到法律尊重与保障。目前,由于农村土地使用权受到人为的法律约束,农地价值遭到极大贬损,亟需改革中国农村不合理的土地管制主义模式,将宪法赋予的集体土地财产权还给农民,并将城市化与征地脱钩。城市化涉及的实质问题是合理的城乡规划与政府审批,而当前中国各地的城乡规划严重缺乏民主参与并带有极大的随意性。要保证规划与审批的合理性,必须通过民主立法和参与程序保障政府规划权的行使符合多数民意,并通过适当的司法审查机制保证规划目的与程序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