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观念的缺失与构建——“概念分歧与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综述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欧关系虽取得长足发展,但始终受到西藏问题、人权、市场经济地位、武器禁运以及非洲、伊朗核等问题的干扰,波折不断。中欧关系甚至在2008年陷入历史性低谷。原因固然错综复杂,但在一定程     

中欧主权观分歧及其影响

历史上,主权是欧洲人发明,中国人被迫接受的概念;今天,主权是欧洲人试图埋葬,中国人极力捍卫的原则。中欧在主权概念上存在明显的认知分歧。主权观分歧对于中欧关系的影响总体上是消极的,使中欧之间容易孳生误解和争端,使中欧更难在很多双边问题上达成一致,并使中欧在第三方问题上的多边国际合作复杂化。但主权观分歧并未妨碍中欧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鉴于强化还是弱化国家主权对于中国和欧洲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双方应积极携手管理在主权问题上的认知分歧,通过相互避免、相互保证和相互适应,打破中欧关系中的主权僵局。     

个人小节的不文明是一种耻辱

国际航班上，那些争先恐后登机、飞行途中在机舱内来回走动、为多要一份免费午餐争执、降落前不顾空姐的劝告若无其事地打手机向家人报平安、降落后不等安全指示灯熄灭就急着收拾行李……这些多半是自己人。     

欧洲智库的最新发展及其对华研究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动下，欧洲智库在数量和影响上正发生某种历史性变革。其中，专业智库处于影响政府决策的第一线，多以研究欧盟事务和影响欧盟发展方向为使命，在对华研究方面主要聚焦中国崛起的影响、欧盟对华战略选择、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及具体双边问题等。大学智库则注重学理性研究，投入研究精力最大的领域当属欧盟一体化进程和近邻政策，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中心和研究项目近年也在欧洲大学不断涌现。《里斯本条约》的正式生效将为欧洲专业和大学智库的发展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时期，其研究领域呈明显的欧盟化趋势，研究重点逐步由欧盟内在一体化转向欧盟外在国际化，中国问题和中欧关系将进一步成为欧洲智库的研究主题。     

“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与“新帝国”论的神话

“9·11”事件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关于未来国际体系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美国在遭受“9·11”事件的打击之后，能否继续维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在世界建立“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甚至新式“美利坚帝国”。     

“中国威胁”:现实抑或神话?──从“民主和平论”的缺失谈起

冷战结束不久，“中国威胁”的论调便不绝于耳。究其理论基础，西方自由主义学派的“民主和平理论”不失为其立论的重要依据之一。本文试图通过揭示“民主和平论”理论上的不足，探讨中国之所以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原因，使“中国威胁论”的荒谬昭然于世。“民主和平论”的思想发端于卢梭，形成于康德，发展并完善于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流派。“民主和平论”者最根本的信条是：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决不相互开战；西方民主政治是避免冲突与战争的法宝。原因不外三点：（1）民主国家的政府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是人民自己治理的…     

个人小节与国家形象

“不拘小节”指那些生活办事大大咧咧．不注意细节的人。由于不是什么重大“缺陷”，“不拘小节”几乎成为一个可以原谅和容忍的缺点．因而从来没有得到严肃的对待。但是如果国人在国际舞台上依然摆脱不了这种“不拘小节”的缺点．那就不是个人“瑕疵”．而会成为国家形象的败笔。     

结构性战略互动与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

结构性战略互动是审视中美安全关系的重要视角。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的发展是两国从各自安全利益出发进行战略互动的过程。从战略伙伴的终结到战略方向的迷失,经有名无实的战略伙伴和短暂的战略对抗,再到致力于构建新的战略合作,中美安全关系在冷战后已经历了复杂而频繁的起伏波动。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战略互动决定中美安全关系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安全关系仍然无法摆脱摇摆不定的基本格局。     

国际安全秩序的变革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以下简称“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战略机遇期的出现既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又与国际安全总体有利的大环境密切相关。目前,国际安全秩序正处于转换和变革过程之     

西方“民主和平论”剖析

早在1957年,美国政治科学家卡尔·多伊奇就曾指出,一个多元的安全体,或者说,一个“和平岛”已经出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其立论的基础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学派的“民主和平理论”。冷战结束后,西方一些学者,例如布鲁斯·路塞特及其同事,在研究二战后欧洲乃至世界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发现在1946—1986年的40年间,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