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知识分子理念与人才强军战略

邓小平知识分子理念是在反思建国以来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理论误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基本内涵包括:确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政治地位;高扬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的创造价值;强调知识分子队伍以及人才大军的功能发挥。这些理念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实践价值,已经在中国的执政党建设、社会文明进步和民族素质提升等方面得到彰显,并对实施我国的人才强军战略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二级警督被无罪释放

"李久明案"大事记 2002年7月12日凌晨,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的冀东监狱家属区发生一起特大凶杀案。穷凶极恶的歹徒用刀将一支队干警郭忠孝夫妇刺成重伤后逃逸。郭忠孝落下终身残疾。 因与郭忠孝的妻妹长期有暧昧关系,后来又发生龃龉,时任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的李久明被警方锁定为真凶。 不久,李久明被批准逮捕并依法提起公诉。     

做好农民工进城工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目前"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造成低水平的小康社会.而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可以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更能推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但当前农民工进城还面临着很多问题和障碍,做好农民工进城工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我们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认识和解决农民工问题.使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重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比较分析

消费结构是指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各种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消费在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居民生活消费分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居住及杂项等八类,利用消费函数计算城镇居民及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倾向,即建立人均消费支出(Y)与人均可支配收入(X)的函数关系.采用1990年至2000年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数据为计算基础,得出重庆市城市居民及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倾向及结构变化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城乡居民消费共性.     

电子政务建设中的文件管理风险探析

风险是可以预见的危险,探究风险的目的在于识别、判断、警示风险的存在,分析、推究造成风险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供防范、规避风险的对策。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的文件管理风险主要表现在:现有的电子政务方案和电子政务系统大多不足以支持电子文件的有效运行、真实可靠和长期可读;一些机构尚未将电子文件视为“正式文件”,更没有作为重要的信息资源看待;一些电子政务系统中套用纸质文件管理流程和方法的痕迹十分严重;许多适合电子文件特点的已经在国外应用并得到验证的管理措施在我国鲜有使用。世界各国由于电子文件管理失误而造成的损失应该唤起我们的警醒,在电子政务系统建设框架中必须充分考虑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的管理问题。     

罗干与我省代表共议国是为维护社会稳定打好物质基础

3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与出席十届人大三次会议我省代表团全体代表共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反分裂国家法(草案)》。罗干强调,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努力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过去的一年,吉林省委、省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塑政绩指标(上)--将政绩指标由GDP改为GNP+国民财富指标

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改革政绩指标.有的学者提出将目前的GDP指标改为绿色GDP指标,即在现有的GDP指标基础上加上一些环保和社会指标.但是,绿色GDP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它不能解决GDP指标本身的缺陷.本文提出治本的办法是:以GNP 国民财富指标代替GDP指标.并从十个方面论证将GDP指标改为GNP 国民财富指标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让法律监督回归宪法本位

1982年,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被正式写入宪法。“法律监督权”的入宪并没有让检察机关的“腰杆挺起来”。发生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况,诉讼活动中的冤假错案和执行难等妨害司法公正的行为一直难以得到及时纠正,“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监督不到位的现象仍然存在”。从1999年开始,几乎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呼吁全国人大完善法律监督立法。     

勇当先行者 谱写新篇章 再造新辉煌

<正>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念兹在兹,每到义乌发展的关键时刻,都为义乌指路领航、把脉定向。今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第13次亲临义乌考察调研,寄语“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地再造新的辉煌”等殷殷嘱托,这是载入义乌史册的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性大事,赋予义乌新的使命任务和实践要求,为义乌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初探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立法和实践始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必然选择。私人执行模式有直接执行模式和“审决前置”执行模式之分,但直接执行模式是主流模式。对于私人执行主体的确定,世界上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损害”标准,另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影响”标准,“影响”标准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理论上,任何反垄断违法行为都可以成为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对象,但实践中有一定的局限性。诉讼是私人执行反垄断法的主要途径,而损害赔偿和禁令则是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主要救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