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减刑、假释同步监督的路径化构建

在我国＂执检分离模式＂①下,减刑、假释的执行权和审批决定权分别归属监狱和法院,减刑、假释的整个提请和审批环节检察机关都无从监督介入,监督缺位引发权力恣意,而事后监督的效果也差强人意。构建＂从监督真空到三点一面＂,＂从单线行政审批到等腰三角对抗＂,＂从监督手段单一到方式方法多元＂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同步检察监督格局,并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措施予以资源和制度上的支持,是保证减刑、假释公正运行,完善检察监督权的必然选择。     

史学视角下的科技与侦查

纵观整个侦查学史,从其创立至今的百年时间里,科技对侦查学的萌芽、诞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当然不容否认,科技本身的误差以及功能的有限性也对侦查学自身的完善起到了负面作用。因此,缜密梳理科技对侦查学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明确科技在侦查学研究中的基本定位,是实现侦查学科技化进程中不断成熟完备的关键一环。     

安宁 做好换届前期准备工作

为确保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顺利进行,安宁市温泉街道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着力做好村情村况调查、村级财务清理审计等工作,做好换届选举准备工作。着力做好村情村况调查,确保摸排到位。成立了以党工委书记任组长的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并向各村(社区)派驻工作指导组,切实加强指导,通过届末测评、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对换届前期工作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党员群     

论监察机关与公安司法机关的管辖衔接——以深化监察体制改革为背景

从法律规定和办案实践看,监察机关与公安司法机关在案件管辖上的衔接主要涉及互涉案件管辖中的主办与协助、共有管辖权案件的分工与协商、移送案件在级别管辖中的对应与衔接.当一人涉嫌数罪,分别由监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管辖时,宜采以监察机关管辖为主,以分案管辖与主罪管辖为辅的原则;在法律规定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对某些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职务犯罪案件均有管辖权的情况下,两机关应加强沟通协商,原则上应优先考虑由检察机关管辖;当监察案件移送司法机关时,宜由承办案件的监察机关移送同级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以"体内循环"的方式进行系统内的级别管辖调整,同时应积极与监察机关沟通,与审判机关协商,以确保级别管辖的顺畅衔接.     

论科技侦查的发展路径及实践反思

借助于科技的力量,现代犯罪愈来愈呈现出智能化、有组织化以及隐密性高的特点。侦查要想获得对犯罪的最终胜利,必须借助于科技手段,实施科技侦查新战略。科技侦查不仅是硬件上的科技化,还必须做到侦查思维、侦查取证以及侦查管理等软件上的科技化。另外,在倡导科技侦查的同时,必须摒弃侦查中的唯科技论、科技决定论,审慎对待侦查中新科技的引入,以做到侦查人员对科技侦查的合理定位。     

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企业文化——山东省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总公司天桥分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纪实

山东省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总公司天桥分公司组建于1992年,至今已走过20年的风雨历程。创业之初,公司领导带领员工筚路蓝缕攻坚克难;发展阶段,一批优秀员工脱颖而出成为公司骨干。这些骨干员工分布在管理、服务、防范、经营等各个岗位,构成了公司发展的支柱,为公司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提高员工福利待遇既是对其工作付出的褒奖,又是实现员工队伍稳定、确保公司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途径。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的确立与完善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刑事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具体的制度设计包括：被追诉人有权拒绝回答归罪性提问、不得采用强迫性讯问手段、强迫供述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禁止做出不利评价或推论以及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将其放在了证据章节中,限制了其原则性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其精神在整个刑诉法中的贯彻和影响。要更好地推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适用,应将其放入刑事诉讼法总则的基本原则章节中,确立其原则性地位,并为其规定合理的例外情形。     

规范语境下口供补强规则的解释图景

补强规则中的口供是指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被告人供述,补强证据是口供外的其他法定证据,与口供没有同源性。借鉴域外的“罪体标准”和“可信性标准”,根据补强对象的不同可将口供补强模式划分为罪体印证补强模式、隐蔽性证据(细节)补强模式和口供事实补强模式。我国不宜采口供事实补强模式,但可结合罪体印证补强模式与隐蔽性证据补强模式,将补强对象范围限定在“结果、犯罪行为和主体同一”三个客观面。三个客观面的补强意味着案件事实认定上的两大效果:一是可判断“犯罪已发生,该人有参与”,以降低假案冤案出现的风险;二是口供的可信性得到补强,所涵盖的主要犯罪事实可推断为真。然而“部分为真则全部为真”的推断逻辑仍不免产生质疑,但口供补强规则是定罪规则,并不排斥仅有口供仍可认定案件的部分事实或情节。当然,为确保口供补强规则适用的可靠性,可从口供合法性以及供述动机等外部保障机制再行审查。     

刑事诉讼法用语的同一性与相对性

法律条文呈现出用语同一性与相对性的特点。用语同一性是原则,用语相对性是例外。从法解释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用语同一性的理论功用是创设同一解释规则,即通过对某一条文中某一语词的含义作出解释,推测认定这一语词在整部法律乃至不同法律中的含义;以此为基础反向识别出那些违背同一解释规则的情形。从这个角度看,用语同一性可以作为识别、检验、评判立法、司法解释中用语不规范、不妥当的路径方法。有些违背同一解释规则的情形并不是立法瑕疵,而是属于立法可接受的例外,即用语相对性。刑事诉讼法中的用语相对性多出现在普通用语、相对概括抽象的用语以及跨章节的不同条文中。由于法律用语的多义性和概括性、不同的现实语境、立法要求以及立法风格等原因,用语相对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用语相对性应保持必要限度,以维护用语同一性的基本原则,同时不触碰修法红线。     

少捕慎诉慎押的生成逻辑、内涵诠释与路径展望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出台有着三重生成逻辑：在历史逻辑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传承,在政治逻辑上是对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统一贯彻,在实践逻辑上是对刑事司法领域改革探索的总结提炼。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政策内涵进行创新诠释,首先应将“少捕”理解为是公检法的共同任务,在报捕、批捕和决定逮捕每个环节都应尽职守则、协力配合,并将“少捕”从轻罪延展到部分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重罪案件;其次,明确“慎诉”的适用对象既有自然人犯罪还有单位犯罪,从立法修订和司法指引多个层面激活起诉裁量权的各种行使方式,并在部分认罪认罚案件中慎用抗诉权;最后,落实“慎押”政策除做好羁押必要性审查,还应对拘留后羁押做好监督,同时将“慎押”中的“押”扩张解释为未决羁押和已决羁押,分别与“少捕”和“慎诉”呼应,实现刑事诉讼全流程的人权司法保障。为了实现政策的落实落地,须从观念、制度、机制三重路径作出努力,做好从治罪到治理、从关人到管人、从专识到共识的观念转变,建立完善听证制度、合规不起诉制度和羁押替代制度,优化革新绩效考核机制、捕诉押必要性审查量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