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民主与主权在民的实现机制

主权在民既是民主区别于专制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美好政治价值.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主权在民的实现机制具体表现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和“权为民所控”三个方面.而以公众参与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决策中来为形式的参与式民主,可以为主权在民及其三个方面的实现提供必需的前提条件、体制保障和有效途径.     

基层民主改革倒逼上层政治体制改革

最近河南省全面推行邓州农村创造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对村级重大事务实行党支部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内容和实施结果公开），获得高度肯定。但在实际工作中，如果农村的事情都按这套秩序来做，岂不是黄花菜都凉了吗？其实，农村的事情有两个秩序就够了：一是提议，二是决议。     

公共权力与私人资本的博弈:政商关系之历史与现实

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都必须受到制约。在人类历史上,政商关系先后经历了前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神化、资本主义社会权力道德化和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客观化三个阶段。其中,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资本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将其关进了私有资本的笼子里。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依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相配套的社会主义市场政治上层建筑来制约公共权力;在此基础上,必须用公共权力将私有资本关进科学制度的笼子里,不能放任私有资本从经济走向政治染指国家政权,要坚持国家公共权力对私有资本的驾驭。因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重塑强大的科学的公共权力优越和正确处理政商关系,是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方面,特别是保持一种强大的科学的公共权力优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支撑。     

党内民主应与人民民主共同推进

在中国,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然而,如何推动,却有不同的路径选择。几十年的民主实践已证明,将不同的民主形式拆分开来,片面或单纯地推进某种民主形式,并不能发挥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协调发展的作用,反而阻滞了民主的整体推进、模糊了民主发展的要旨。     

共情文化：地缘政治发展的文化根基

共情文化是基于共情所形成的心理文化形式,具有开放性、适应性、交互性、代入性和非线性特点。以往地缘政治所形成的权力格局都是以控制和主导世界为目的的。然而,控制和主导世界,既需要经济和军事实力,还需要有政治谋略和文化认同。在诸多主客观因素中,共情文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消除和弥合不同文明隔阂需要共情文化;遏制狭隘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需要共情文化;避免和缓解地缘政治危机需要共情文化;可控核聚变时代发展需要共情文化。因此,必须发挥共情文化在地缘政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一是发扬共情文化中的共识精神,为地缘政治发展凝聚共识条件;二是发扬共情文化中的共处精神,为地缘政治发展创造共处关系;三是发扬共情文化中的共营精神,为地缘政治发展创造共营局面;四是发扬共情文化中的共赢精神,为地缘政治发展创造共赢远景。     

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

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健康发展既需要强大的国家,也需要成熟的公民社会,需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既合作又制衡的平衡关系.国家要有意识地推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引导公民社会参与政治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公民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要主动寻求与国家的合作,同时发挥对国家的参与和制衡功能.如此,民主政治发展就成为国家与社会各方之间相互协商、相互妥协的一个渐进而又持续的过程.     

政治文明概念辨析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 ,它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有机组成部分。     

重视政治道德建设

在整个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 ,政治道德具有优先性的特点。只有重视政治道德建设 ,并将其置于优先的地位 ,公民道德建设以及整个社会文明建设才能得以真正提高。     

上下联动:破解中国基层民主困局的应然路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基层民主推动高层民主的发展路径遇到了严重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基层民主的种种困局，迫使我们不得不回头来反思以基层民主推动高层民主的发展路径。根据现实中国民主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要求，破解中国基层民主困局的应然路径是——上下联动，将高层民主与基层民主结合起来。     

中国府际关系的路径依赖和现实选择

目前,西方对府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都已比较成熟,但在中国,无论是上下级政府间,还是平级地方政府间都存在着不得不解决的困境.以横纵两个向度的政府关系为研究焦点,借助“竞争型政府”和“合作型政府”的概念,以及新制度变迁理论,以纵向“钱粮之统”和横向“地域之分”的历史演进过程为例,探究古代中国权力运行逻辑和府际关系设置规则,具体分析中国府际关系普遍存在着纵向的合作性有余而竞争性不足,以及横向的竞争性有余而合作性不足的制度性困境,在此基础上探讨何种制度变迁方式才能更好地解决当下中国面临的府际关系问题,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