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重新发现商业史的源流

丑陋,还是丑陋!华南宾馆的大火,陪唱歌女们的亡命,将这个城市的丑陋再次大白于天下。不久前,《凤凰周刊》刚刚辛辣揭露了这个城市“打假”举报的灰色利益链,那些以举报为生的“线人”,在政府“打假”奖金和不法商家的“赎金”之间,在时时犹豫该选择投向何方。这背后是汕头商业严重的信用危机,背后是这个城市一度震动中国的假发票大案和走私大案。     

政经博弈主宰倪润峰命运

或许,目前关于倪润峰和长虹的报道,都会在未来一本《告诉你一个真实 的长虹》面前显得那么肤浅,那么不真实。 但还原倪润峰,实际就是力图再现主宰倪润峰命运背后的政经力量及其对 规则的博弈。 20年来,在倪身上交织的是市场化与体制的关系演进。倪润峰最终急剧沉 浮的命运,显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限度,以及一些价值观的虚伪。     

重返历史的轴心

曾经有一位美国国务卿说过:“19世纪是地中海的世纪,20世纪是大西洋的世纪,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这种预言能否化作现实,中国人的关切恐怕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国家。而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上海可能又是对“太平洋世纪”最雄心勃勃的一个。那么,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2001年年会在上海的召开,也许会给这座城市的雄心再添火焰?很长时间以来,上海在上海以外的许多中国人那里,至少不是一个让他们喜欢的字眼。而对于上海以外的中国,上海也多少有一种城里人看乡下的不屑。今天,这些感觉依然无法完全消失,但是有一点是越来越明确的了——你可以不喜欢上海,但你必须重视上海。因为在扑面而来的新世纪的海风中,上海正代表中国,向世界赢取历史性的骄傲。     

诚成文化的“传媒之谜”

相当多的人将2001年作为中国的传媒年。在这一年里,中国传媒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资本激情,感受到市场大潮的蓬勃涌起。 在国内,资本与传媒的结合与博弈实际上早已展开。与此相对比,野心勃勃的境外巨头们,迄今为止在中国所做的堪作一个序幕。各种来路的国内资本,早已纷纷展开网络,捕获包括报纸、杂志、电视频道、影视音乐产品、广告公司等各种目标。这里有相当众多的“隐形人”,也有资本大鳄和大企业活跃的身影——三九集团、山东三联集团、北京港澳实业、上海强生、四川托普、诚成文化等等;有借传媒概念,在股市兴风作浪,大搞圈钱的游戏;也不乏打造链条,建立所谓“传媒帝国”的雄心壮志者。 但这更像是在一个特殊的政策暧昧松动时期,资本与传媒的“婚姻”实验,实际上双方的“结合”在更多情况下是“偷欢”。在政策的壁垒没有明确拆除前,双方共同预期的美好前(或钱)景,有着更多的风险和隐忧;在规避刚性政策所形成的资本与传媒结合的运行体系下,不仅有双方博弈的悲歌,也有触礁的痛切——政策的风险、职业传媒经理人阶层的缺乏、资本意志的压抑或过度张扬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在难以完全突破体制的境遇下,确立一个新游戏规则的困难。 这些故事显示了在目前政策的暧昧松动中,中国传媒本质上变革的限度。 在有关四川托普介入传媒业触礁等众多个案一一曝光后,实际上更早的先行者、探索者——诚成文化的传媒之旅便日渐浮出水面。     

日立重组悬念

21年来,这个在华曾一度辉煌的日本品牌。面孔日益模糊。正慢慢地从中国公众的视野中淡化。在众多日本大企业纷纷调整对华策略的时候,日立也开始对在华业务进行重组,虽然步伐来得晚了些,但日立“重组”的信息,至少意味着,即使在华最为老牌的跨国公司也在被中国的形势推动着开始变阵。     

从“民盈”闯入看电信变局——与史炜一席谈

中国电信的分拆,仅仅是重新对原来的资产进行一次搭配,并没有注入新的资产,资产关系通过行政来切分开,所以电信服务业的运营体制依然不能称之为市场体制。 而民营资本在电信业门外排徊已久,现在是进入的时候了。     

吉利的脆弱

国人对“吉利”的关注,相当程度源于它在一个强大产业政策和庞大国有汽车业背景下所遭受的挤压。“请国家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吉利董事长李书福的悲壮一语,曾赢得多少同情。 但在吉利最终进入国家汽车公告目录,在WTO猛烈冲击国家产业政策之后,我们也要突破单纯的为民企“鼓与呼”情结,回归到对民企自身生存状况真实、理性的观察上来。吉利“造车史”上很少被公开提及的“老板工程”,以及由此在“造车”链条上产生的纠纷,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触摸到这个民企另一面的“真实”——     

“资本市场无信仰”——专访瑞银华宝中国研究部主管张化桥

作为瑞银华宝中国研究部的主管,张化桥由于对内地民企的“狂热”鼓吹,成为香港资本市场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但在去年年末,格林柯尔、欧亚农业的震荡事件中,他又极具杀伤力。这一切似乎构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谜语!在4月5日,本刊记者对张化桥的专访中,他袒露了一直坚持的“独立分析”立场与“民企信仰”的关系。而在这个背后,实际上也显露了香港资本市场与内地民企更为真实的关联。     

微软“变形记”

创建于1975年的微软无疑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公司。但是,自1992年进入中国之后,它却一直步履艰难。虽然微软早就意识到,“既然我们已在这里安家,当然要做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但在实际过程中,微软往往像一个“居心叵测”的“异类”,迟迟无法找到“家”的感觉。 这一局面在最近似乎有了真正的突破。2002年6月26日,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鲍尔默专程到北京,与国家计委签署了中国软件领域最大的一个对外合作项目。根据合作备忘录,国家计委支持微软公司与中国境内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等,开展包括出口、投资、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等在内的一揽子合作计划,涉及金额超过62亿元人民币。鲍尔默表示,为进一步帮助中国向软件大国的目标迈进,微软十分愿意加强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关系,与中国有关机构和企业共同致力于中国的信息化建设。 “和为贵”,合作为贵。微软的变阵,显示了和以往迥然不同的新的思维方式。 对于微软公司的这一新姿态,一直在挑战“微软霸权”的方兴东先生继续保持了敏感的警惕,视之为“中国软件业的珍珠港事件”;而他的“老对手”、年轻经济学者薛兆丰先生则依然站在自由经济的立场,认为微软没有做错什么。 本期“独家策划”的几篇文章,观点并不相同,我们希望读者视之为一种开放的争鸣。我们希望的是,通过争鸣,明辨一些观点,为中国软件业的发展创造更加开放的舆论环境。     

联想:造梦的努力

从1999年,最为辉煌的顶峰,联想就开始其摆脱单纯PC制造束缚的战略 转型,但5年之间,经历两波冲击,目标大多落空。 优秀如联想这样的中国标杆企业,其战略转型失利的困境,恰恰反证了这 个时代中国大企业面临的现实。它们一方面不能停留在过去积累的成就、经验 和能力上,也不能沉浸于对未来战略设计的幻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