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容乃大泉城路

街道是一座城市的经络。高明的医生靠“号脉”就可诊断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我们通过一条老街亦可窥见一座城市经历风雨之一斑，尤其是一条有代表性的老街。     

一宗复仇案引发的礼法之争

唐武则天当政时期,同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县）发生了一起复仇案。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邽圭县县尉赵师韫枉法杀害。后赵师韫升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改名,在驿站充当仆役,伺机复仇。后来,徐发现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便趁机杀死了他,随后投案自首。这是一起典型的血亲复仇案。中国古代的官员最怕审理这样的案子,原因就在于这类案件牵涉到礼与法的冲突：若从儒家＂礼＂的精神出发,为父报仇是一种大孝,应予奖励;可擅自杀人是公然挑战法律权威的行为,非但不能鼓励,反而要严厉打击。     

从师旷直谏谈起

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他虽是盲人。看问题却很准。除了音乐上的艺术造诣之外,他还以能言善辩、满腹经纶著称,在晋悼公和晋平公两朝,师旷参与了晋国内政、外交等一系列重大事务,经常向国君陈以治国安邦之策。一次,晋平公感叹师旷眼瞎,饱受昏暗之苦。师旷则说,天下有五种昏暗,眼瞎不在其中。所谓的五种昏暗是：其一,君王不知臣子行贿,百姓受冤无处伸;其二,君王用人不当;其三,君王不辨贤愚;其四,君王穷兵黩武;其五,君王不知民计安生。这等于是借自己眼瞎说事,劝谏晋平公耍任用贤者,重视民生。还有一次,晋平公说：“做国君最大的快乐,就是说的话没人敢违背。”师旷觉得这话不该出自国君之口,竟然操琴撞向晋平公。话说公元前547年,秦景公派其弟赢鍼到晋国来请求结盟。秦晋两国在历史上恩怨纠缠,此时晋国虽是名义上的霸主,但实力已不够强大,因此,秦晋两国的外交关系复杂而微妙。当时晋国的执政官是叔向,他命人召唤外交官子员来接待赢鍼。结果引起了另一位外交官子朱的不快—这天原该是子朱值班。于是,子朱道：“朱也当御。”但他连着说了三遍,叔向都没有回应,依然坚持要召回子员。     

春秋时期的两性关系

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礼崩乐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两性关系比较混乱。一些统治者荒淫无耻，非礼奸淫的事件几乎不胜计数：有子通庶母的，还有兄妹私通的，更有君主霸占臣子妻子的……需要说明的是，史书上之所以记下这些绯闻、丑闻，多半不是因为两性关系本身，而是因为这些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后来都影响了历史，成了政治事件。但仅就这些有明确记载的案例，便足以令人咋舌。     

当下教育的科举之弊

今年是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周年。百年来的中国教育几经起伏,坎坎坷坷地走到了今天。如今,中一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然而,考察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可以发现,其实很多弊端都带有科举时代的影子,有的甚至如出一辙。所以,在纪念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周年之际,我们一定要警惕科举制度借尸还魂!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自隋唐至宋再至明清,逐步由一个意在扩大统治基础、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好制度转变成了钳制人们思想、束缚考生个性的坏制度。在科举制度演变的过程中,宋代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期。用今人的语言来表述,宋朝对科举制度的破坏…     

春秋时期的民间正能量

<正>晋灵公是个很不靠谱的国君。他加重赋税用来彩饰宫里的墙壁,从台上用弹弓打人,观看人们躲避弹丸来取乐。有一次厨师炖熊掌没有炖熟,晋灵公就杀死他,把尸体装在筐里,让女人用车拉着尸体经过朝堂。晋国的正卿(执政官)赵盾屡次劝谏,晋灵公就想杀了他。晋灵公先派鉏麑去暗杀赵盾。鉏麑清早赶到赵盾家,看到赵盾卧室的门已打开了。赵盾已穿戴整齐准备上朝,但由于时间还早,就端坐在那里假寐。刺客鉏麑很是感慨:"不忘记恭敬,真是百姓的好官啊。杀害百姓     

“再思”与“三思”

古圣先贤的很多话，言简义丰，如果我们粗粗读过．往往会漏掉不少深意。比如，《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季文子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多次。孔子听到了，说：“考虑两次也就行了。”     

“权力放大器”

<正>近日,网上爆出了一段视频,其中一名男子说:"警察不打人,那养警察干吗?"后经了解,这名男子为苏州市信访局工作人员。此事一曝光,自然讨伐之声四起。不过细想之下,又觉得类似的事情早就发生过。官员爆出雷人语录,已然不是第一次。"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不是党员?""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那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臭不臭也要告诉     

“春秋范儿”

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转型社会。当时，周天子失去了政治上的权威，许多诸侯“不按规则出牌”，逐渐走上了凭实力说话的“争霸之路”。可另一方面，春秋时代也是古代贵族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对此，历史学家钱穆说：“当时的贵族，对古代相传的宗教均抱有一种开明而合理的见解。因此他们对于人生，亦有一个清晰而稳健的看法……外交上的文雅风流，     

罗孝全与洪秀全：从师生到敌人

1844年5月15日，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来到广州，建立教堂，开始传教。最初，来受洗的中国人并不多，而且多是“苦力”，没有“知识分子”，这种情形显然不能令罗孝全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