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后匈牙利的“苏联模式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之一的匈牙利被纳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此后至1947年秋,与多数东欧国家相类似,匈牙利经历了对"人民民主"的短暂尝试。把人民民主制度作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国家形态,在当时是符合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东欧各国历史与现实的一种正确选择。然而,随着冷战在欧洲大陆拉开帷幕,匈牙利的"人民民主"道路被迫中断,转而向以苏联为样板的社会主义模式全速迈进。伴随着以高度集权、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苏联模式在匈牙利的全面植入,匈牙利原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切为其后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埋下了深重的伏笔。     

我国社会保险的法制取向

随着社会保险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和实施,我国的社会保险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从总体来看,我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国情国力所限,仍存在很多问题。一、我国社会保险立法存在的问题1.社会保险立法不健全。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适用范围比较大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缴、支付、运营、管理也不规范,社会保险工作在许多方面只能靠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推行。另外,社会保险立法缺乏整体规划,体系残缺不全,立法空白甚多,很多工作无法可依。2.社会保险立法层次低。我国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和规定,主要由劳动和…     

土地关系宏观调控规范若干问题探讨

由于我国没有宏观调控法 ,土地关系中的宏观调控规范欠缺基本指引。我国现行土地法规范、土地规划制度、土地用途管理制度都有待探讨完善 ,而对土地法中的宏观调控问题理论上鲜有涉及 ,必须加强研究探讨 ,促进土地宏观调控规范的制定和实施 ,尤其要根据目前的新情况 ,关注、重视土地关系宏观调控决策的民主性 ,以完善土地法规范。     

“为什么全国不可以多出几个石家庄分局?”——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李鹏视察石家庄铁路分局纪实

石家庄铁路分局“以严治路”取得了安全生产的突出成绩。七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李鹏视察了这个分局,称赞他们工作做得好,指出“管铁路就要象石家庄分局这样实行高标准、严要求,不严格要求,是办不好铁路的。”本文报道了这次视察的具体情况。     

寓监管于服务建设健康的药品市场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是负责对北京市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等各个环节进行监督管理的部门。近日,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冯国安就各方关注的监管工作问题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东欧的政治变迁——从剧变到转型

在过去30年间,东欧政治经历了一个异常曲折、动荡和艰辛的历程。自20世纪70年代起,东欧各国普遍陷入难以自拔的多重危机之中。始于1989年席卷整个地区的政治剧变之后,以"民主化"、"市场化"、"欧洲化"为目标的转型成为东欧各国政治发展的主旋律。经过20年的转型,无论就民主的巩固、市场经济的运转及融入欧洲的进程来看,整个地区次区域间的差距明显拉大,多样化无疑将继续主导东欧未来的政治发展。东欧近30年的政治变迁表明,如何让本土因素更好地主导未来的转型进程,是东欧各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美国情报界眼中的国际共运(1949—1966年)

二战结束后,美国情报界曾集中搜集了众多关于国际共运的情报,并据此对国际共运发展态势及前景等作过大量评估。总体看来,其研究结论与实情大体相符,有些分析甚至不乏见地,不过,囿于核心情报不足或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某些建立在猜度基础上的见解亦与事实存有明显偏差。     

自然垄断产业授权立法成本的控制模式

自然垄断产业是授权立法的主要适用领域。在现代规制的效率目标下，授权立法必须控制代理成本。授权幅度、程序控制、规制机构的独立性、规则的监督这些单一控制工具对于最小化代理成本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功能障碍，结构控制模式才能实现成本控制的功能整合，并解释各国多样化成本控制制度的权变特征。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授权立法应利用结构模式，结合国情，优先选择适应性的规制改革路径。     

穿越时空的对话——60年中国法制记忆（下）——记忆之四：公权机关介入＂重婚案＂

2001年8月．一起发生在北京的，由妻子状告丈夫重婚并且要求离婚的当代“秦香莲”案轰动了全国，因为它打破了人们的惯性思维，这起案件被称作“我国首例公安机关介入调查的重婚案”。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传统局面的改变？     

论农村超占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公私法配置

超占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是促进宅基地节约集约利用、引导农户合理用地的重要规范。但目前试点地区制度呈现公法要素多、私法要素少的配置模式,引发村集体宅基地私权保护效果不彰、市场机制失灵、村民委员会决策代替私法自治等问题。优化有偿使用制度,应合理配比公法与私法要素,以强化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宅基地私权权能为核心,确定制度要素,将收费定价置于市场机制;同时,以比例原则适配公法规范,包括基于公共利益目标确定公权力的介入标准,采用行政指导为介入方式,搭建地区宅基地地价平台,为宅基地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实现对不同超占情形的合理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