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错案的成因及对策——以37起典型错案为样本

古今中外,冤假错案总是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错案的频发,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行的刑事司法运行制度。通过综合分析37例典型的刑事冤假错案,总结、归纳出冤假错案形成的主要原因为:刑讯逼供、违法取证、有罪推定、忽视无罪证据、忽视科技侦查手段、诉讼理念的认识偏差、政法委过度干预等。防范与治理冤假错案,从宏观上看应尊重和把握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切实保障人权,从微观上看则应规范侦查行为、强化检察监督、保障司法独立、完善问责机制、健全国家赔偿体系等。     

在新的国际经济体系下要有新作为

改革开放30年和新一轮全球化,带给绍兴的是一场观念、素质和能力水平的巨变。这种变化越来越成为一种深层次的变革,而只有时刻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绍兴才能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论父母责任的构造--对父母责任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父母责任的构造 ,指父母责任的构成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以主观性价值———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与父母自由权 ,与客观性价值———损害填补与预防损害 ,两者的统一 ,以及合理的归责原则———过失责任原则构成价值要素 ,将责任严格建立在父母违反事实存在的监督义务基础之上 ,在未成年子女致人损害行为客观存在并造成他人损害时 ,父母作为整体就自己的过失负责。我国现行立法、《草案》、及学者《建议稿》等理论学说强调对损害的填补 ,着眼于父母子女关系而采严格责任原则 ,其合理性值得反思 ,逻辑上也存在矛盾 ,父母责任制度势必要求整体重构。     

共产国际秘档中看到的国民党一大召开内幕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次大会的筹备是从1923年10月6日,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后才逐步展开的。中间还经历了陈炯明的残余势力在11月上中旬从粤东进攻广州,一度到达广州郊区的叛     

毫火针联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Ⅰ期临床研究

目的 观察毫火针联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shoulder-hand syndrome, SHS)Ⅰ期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60例脑卒中后SHSⅠ期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两组患者均采取常规用药及康复治疗,对照组加用普通毫针治疗,观察组加用毫火针治疗,两组疗程均为4周。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评分,Fugl-Meyer评估量表(Fugl-Meyer assessment scale, FMA)评分,肩手综合征评分(shoulder-hand syndrome score, SHSS)及临床疗效。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VAS评分、SHSS均较治疗前显著减少(P<0.05),FMA评分显著增加(P<0.05);且观察组VAS评分、SHSS减少程度,FMA评分增加程度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毫火针联合康复训练能够显著改善脑卒中后SHSⅠ期患者的肢体功能,缓解疼痛肿胀,调节患者的血管功能,提高临床疗效,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探索——基于作为新解释范式的社会资本视角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过程中,理性选择范武和新制度主义范式等都未能完全地诠释城市社区治理绩效.而社会资本的解释范武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探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作为社会资本核心要义的信任、规范和网络与城市社区治理存在密切的内在逻辑关系.因此,培育城市社区中的信任和互惠规范、建立公民参与网络成为生产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目标和手段.     

长三角警务一体化视角下铁路治安防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也为新时期推动长三角警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指明了行动路径、提供了重大机遇。如何融入长三角警务一体化,推动铁路治安防控工作高质量发展,成为铁路公安机关当前需要重点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上海铁路公安处近年来根据路地警务一体化工作实际,围绕路地警务一体化发展理念、运作架构、治理格局等方面,对深化路地警务一体化进行了思考,为实现路地警务一体化提出了工作对策。     

公共利益：多重面相与建构路径

任何法律和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但在任何给定的政治共同体中，“什么是公共利益”却又是最困难的问题，这一问题既涉及认识论的问题，又关乎政治生活本身。早期政治哲学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在精英主义的哲学思辨和对话两种模式之间分野，但又都共同地对单纯数量聚合的原则进行了批评和否定。现代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使得多数决成为无法完全绕过的方法，更广义的聚合理论也构成了现代社会理解公共利益的主流范式之一。协商理论对聚合理论的批评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等人对多数原则的批评和对理性对话的强调，但它同时也具有现时代的独特性，如对社会阶层关系的关注和对开放性的要求等。后结构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建构主义理论则更倾向于批判性地反思“公共利益”之“公共性”本身，特别是强调其中的支配甚至暴力的成分。     

期待可能性的人性意涵和实践反思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刑法理论界虽然还有争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已生根发芽，成为一种重要的诉讼话语。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期待可能性事由的情形，阐释期待可能性之人性基础在传统文化下的异别性。将人性法则与情感理性的“合理的内容”,经过理性的审视和批判之后，上升为法不强人所难这一“合理的形式”。期待可能性作为一个责任认定的构成性要素，提供了一个容纳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和规范的形式法理，是法不强人所难这一“合理的形式”的刑法阐释。当前司法实践中对期待可能性的认同，正是因为此概念激发了中国人对法律文化传统中的亲伦人性的群体记忆，而借用这一形式法理将传统与现代勾联起来，从而揭示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一个”(a)期待可能性，而不是“那个”(the)期待可能性，以化解司法实践中合法律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冲突。     

“两个确立”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深刻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凝练出的重大历史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