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精神的文明生态建构

“城市精神”的文明生态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城市文明堪称人类文明中最为璀璨的瑰宝。城市文明,不仅仅是物质发展水平的称谓,它同时也蕴涵着思想情感和文化发展水平。“城市精神”则是城市文明的思想成果,是城市文明的核心和发展灵魂。作为完整形态的城市文明应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统一的综合概念,但在人类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功利化的诱惑,人们过多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新动向及其全球影响

鉴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并从战略定位、体系架构、财政投入与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对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做出了新调整。实际上,美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垄断地位是其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目的就在于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总体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战略呈现以"美国优先"为由的科技民族主义趋向、基于"绝对安全观"的技术战略扩张趋向以及威慑与遏制并行的现实主义趋向。鉴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人工智能战略将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较大制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将随之加剧,"科技脱钩"与治理缺失的风险也将不断凸显。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大国,中国应在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在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基础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浅析风险世界中的灾难外交

在这个灾难与动荡不断的风险世界中,灾难外交作为一种新兴的外交手段,丰富了外交理论与实践,改变了我们对传统国家安全、国家权力的认识,并考验着国家外交的信息调研能力、危机处理和外交应对的机制与方式。中国的灾难外交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不少困难,主要表现在:国家安全利益受到成胁、外交体制不完善、方法不多、沟通意识不强。中国应丰富外交手段,创新体制,拓展空间,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党群治理资源系统的差序式管理探析

党群治理资源系统的运行是不断开发、利用和保护党群治理资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党群治理资源的开发出现了治理资源的闲置、浪费和流失等问题。为此,仅仅保证党群治理资源系统的运行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根据不同的归类原则,对党群治理资源系统进行多维划分,同时,要根据环境的变化有重点、有次序地对不同维度的治理资源进行差序化的开发利用,进而能通过优化治理排序、拓宽治理路径并进一步发挥资源效益,推动党群治理目标的实现。     

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基于公共性的回归

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公共危机,全球治理彰显了一种新的公共性的特征。在政治权威方面,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危机治理之中,带有公共特点的私有权威正在公共治理中崛起;在公共领域方面,公共性不再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全球社会和全球公共领域之间的疆界变得复杂;在公共产品方面,公共性超越了普通公共产品所带有的工具性和经济意味,更多地体现为公共实践。由此可见,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重要性正在增强,但这种公共性已不再需要对其设置特定的边界,它正逐步演变为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系列实践,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归。其中,中国也努力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负责任地提出了"中国方案"以及参与或主导建立若干全球性机制等实践,推动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扩大。     

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勃兴与党群治理的构建

网络政治参与是西方民主参与在网络时代的勃兴,它具有便捷多样性、平等参与性、直接开放性、广泛非正式性等特征。由于网络政治参与和党群治理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关系,即一方面网络政治参与可增加党群治理的民主存量,另一方面,党群治理对网络政治参与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因此,当无效、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给党组织特别是党群工作增加了社会的风险性时,把党群治理置于网络政治参与的视角中考量就是化解风险的一种重要路径与维度。其具体构建的路径包括推动党群沟通的实效化,强化党群动员的认同感,增强党群协商的公共性,促进党群联动的制度化。     

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与中国的治理策略

近年来，生物威胁事件的增多，全球化和大国冲突性质的变化以及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都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深度参与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诱因。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生物试剂与生物武器安全、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安全和传染病生物安全等领域都实现了重大突破，形成了以核威胁倡议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治理的总体架构。但从长远来看，生物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仍存在着主权国家之间欠缺政治合作、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机制仍不完善以及国际社会对调查未知生物事件能力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要以《生物安全法》为基础、以生物安全治理机制为基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点，推动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深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