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改造的构想

死刑复核程序有一定价值,但存在诸多弊端。即便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但死刑复核程序自身的弊端依然存在。应废除死刑复核程序,实行死刑案件二审强制上诉制度,增加三审并原则上设定为法律审。实行合议庭法官一致(或绝对多数)同意时才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的原则,并应对死刑案件合议庭的组成方式进行改革。死刑案件还应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实现被告人辩护权的最大化。     

理性探讨 友善交锋——司法公正与律师辩护国际研讨会综述

代表们普遍认为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是刑事辩护制度的根本问题，关系到诉讼模式的构建和辩护律师具体诉讼权利的设置，如果不能科学地对辩护律师的角色进行定位，结果必然是对辩护律师权利的限制。但对于如何定位，代表们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意味着控辩审的三方结构，其中辩护律师应当成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在诉讼中独立于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尤其要独立于他的当事人，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以法官独立为核心 推动我国法官制度的现代化

司法公正是人类法制建设中永恒的话题，法官作为司法公正的主体，对司法公正的实现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其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构建现代化的法官制度。目前我国司法活动中出现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缺乏公信力等种种问题，无不与法官制度不健全、法官独立地位的缺乏有着重大的关系，故以法官独立为核心，推动我国法官制度的现代化，已成为目前我国司法改革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这已为人们所共识。司法公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     

稳定和发展人才队伍的若干思考

稳定和发展人才队伍的若干思考陈卫东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与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新区的人才队伍也需要有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以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高新技术企业仍然面临着人才缺乏的问题。与此同时，人才队伍内部和外部存在的问题也...     

被告人拒绝法院为其指定律师辩护的问题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刑事辩护有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两种。委托辩护是由被告人或其近亲属委托律师、人民团体或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及其近亲属、监护人为其辩护。指定辩护是指某些应当有辩护人的案件,如果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人进行辩护。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条的规定和人民法院审判实践的惯例,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遇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一般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1.由人民检察院派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他指定辩护人出庭辩护;2.被告人是聋哑和其他有生理缺陷不能辨别事理,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出庭辩护;3.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出庭辩护;4.审理共同犯罪案件,几个被告人之间有利害矛盾,如果允许其中一个被告人有辩护人,则其他被告人也必须有辩护人     

WTO体制下文化政策措施的困境与出路——基于“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的思考

文化产品具有文化和经济的双重属性。WTO成员对于是否应在WTO体制中给予文化产品特殊待遇的问题持不同态度。WTO现行规则中并不存在给予文化产品特殊待遇的条款。在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虽然回避了文化产品在WTO现行体制下是否具有特殊性的问题,但通过否定中国关于产品分类问题和援引GATT第20条(a)项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主张而进一步否定了文化产品在WTO现行体制下具有特殊性和可能享有的文化例外待遇。可见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属性在WTO现行规则中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只有经过适当的法律协调和相关成员的长期努力,才有可能使文化产品在WTO体制中享有一定的特殊待遇。     

从中美“双反措施案”看外部基准的适用

外部基准是美国对华反补贴中的一种典型做法,主要表现为美国商务部在计算中国国有企业投入物、政府提供土地使用权和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等补贴利益时,以存在市场扭曲为由,拒绝中国国内价格作为比较基准转而适用外部基准。与外部基准有关的WTO规则存在含糊性和灵活性,而"第四软木案"开启了允许适用外部基准的先例。"双反措施案"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认可了美国对华反补贴适用外部基准的合法性,并阐释了政府主导地位在认定市场扭曲时的权重、贷款利率可否适用外部基准以及实际适用的替代基准应符合的条件等问题。上述意见对我国具有消极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在多边和国内两个层面做出努力,将外部基准的适用对中国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     

从刑诉法修改看刑诉法学研究方法的转型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大幅度推进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在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受到现有研究方法上存在的诸多问题直接阻碍或者限制了学术界与立法机关、实务部门之间的对话,学术界的话语逻辑与立法机关、实务部门的思维路径存在不少的抵牾或者隔阂。推进中国刑事诉讼法治的持续进步,需要学术界与立法者、实务界富有成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后刑事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

刑事诉讼中的警察权是维护社会安全的公共权力,然而,如果其行使越过法律的界限,就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社会上出现的对"秘密拘捕"的质疑,就反映出公众对刑事警察权不当行使的担忧。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修正之后制定司法解释时,应在细化限制刑事警察权的相关规定,兼顾人权保障,设置违反程序的后果,以实现刑事警察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平衡。     

“证据法的基础理论”笔谈

20 0 4年 8月 2 8日— 2 9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事法学重点学科组在京郊召开了“刑事法前沿问题暨证据法的基础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山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的 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与会专家重点围绕着王敏远研究员在《公法》第四卷上发表的《一个谬误、两句废话、三种学说———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哲学、历史学分析》一文展开了对事实、证据、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证明方法等问题的探讨。我们约请其中的几位专家提供了笔谈稿 ,作为研讨会的部分成果呈现在这里 ,希望以此深化对证据法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 ,并促进证据法学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上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