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中数额要素的作用新探——从规范层面分析

盗窃罪中的数额因素决定着盗窃罪成立与否，同时对于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也有影响，但是不同类型的盗窃案件中，数额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分析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不但要考察盗窃行为本身的既遂与否，还要考察盗窃的数额是否达到法定要求。在认定盗窃罪的成立及形态时应该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并在坚持结果无价值的立场上评价认识错误情形下的盗窃行为。     

以环境优化 促社会和谐

<正>今年以来,宽城县环保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以环境友好促进社会和谐"的思路,以实现总量削减目标为中心,以严格环境执法为主线,强化新建项目环境管理和老污染源治理,着力解决影响     

国民经济在宏观调控中改革前进(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述要

80年代后期，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又一次严重失调，其主要标志是恶性通货膨胀，以1988年为最烈。为了扭转这一失调的局面，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又一次大调整，其主要措施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时间从1989年开始，到1991年成功结束。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又一次经受住了严重考验，并以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上篇自1979年开始实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以后，国民经济基本实现了财政、信贷平衡和物价稳定，出现了经济协调发展的好形势。但是，到1984年和1985年，经济过热的苗头已显露出…     

论对基金管理人注意义务的法律规制

基金管理人是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的核心,各国基金法规都对基金管理人课以信托法上的注意义务.相比较发达国家和地区,我国对基金管理人注意义务的规定过于笼统和粗糙,我们有必要在对注意义务原则性规定外,给予更详细的标准化规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规律和要求——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研究员

记者：去年，全国人大关于“六五”普法的决定提出了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任务，是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进一步强调：“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推动人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那么，怎样正确理解和界定“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呢？     

用文化与创意改造传统产业

转变发展方式是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课题.在国际经济学界流行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一国在经济增长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由于发展方式不能及时转变,从而陷入经济停滞、社会问题凸现的严峻局面.要转变发展方式,除要下功夫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外,一是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从“手中无米叫鸡不理”到民得实惠党得民心——铁岭市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综述

铁岭,地处辽北。作为传统农业地区,农村党建始终是铁岭基层党建工作的重头戏。曾经,＂手中无米,叫鸡不理＂是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村党组织缺乏号召力和凝聚力的真实写照。近年来,铁岭市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道路上进行探索与实践,全市村级集体经济实力逐步壮大,实现了强村富民的发展目标,农村基层建设、服务与管理的支出需求得以满足,党的执政基础也逐步得到了夯实。目前,全市1175个村,村集体有收入的548个,其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180个;村集体有存款的442个,其中,存款在10万元以上的63个。     

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辉一页——评电视连续剧《红军东征》

红军东征是中国革命史中十分重要的事件,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生死存亡和战略方向的关键举措,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极其重要的里程碑. 电视连续剧《红军东征》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的战略抉择、党中央的高瞻远瞩,以及红军渡河进入山西后纵横驰骋、英勇杀敌、组织发动群众、播撒革命火种、推动全民抗战的史实,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段光辉的革命历史.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与陕北红军汇合,结束了一年之久的战略转移.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亡时刻.     

政府应立体处置舆情突发危机——从武汉市一舆情应急预案优化案例说起

2012年6月武汉成功化解了因突发严重雾霾天气而引发的社会恐慌。这一舆情应急预案优化案例向我们说明:从舆情应急处置角度讲,网络舆情异常突变就是政府应急命令,分辨事实才能以正视听;而从完善舆情应急体系看,化解舆情危机须创新工作思路,立体完善舆情应急预案优化体系是当务之急。     

刑事在押未成年人基本权利保障之实证

保障刑事诉讼中在押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是其能够重返社会的必要基础,基本权利的实现在于其能否处于公正的刑事诉讼环境之下。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押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保障有待改善。司法机关应当通过规范涉案信息的披露形式、教育资源的获取渠道和诉讼权利的救济途径来加强在押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