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下的软法治理的内涵解读

软法之治已被视为满足公共治理需求、强化法治建设的重要路径。但当下中国,软法理念尚未成形,软法在中国面临着理论和制度上的多重问题:软法治理理论依据之建构,忽视了制度与规则的精细设计;对软法治理的定位与评价,满足于工具化的解读,忽略了社会治理观念和治理能力的跟进;适用软法的同时,有关软法治理的范围和限度尚未能准确澄清。由此,为软法治理的存在及定位提供必要的观念和制度空间,确为时之所需。     

群体性事件的犯罪社会学分析

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冲突的强度不断上升.应当从犯罪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出发,对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根源和控制因素进行分析,并从安全阀制度建立的角度寻求对群体性事件防控的社会政策.     

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立法完善与食品安全犯罪的遏制

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受贿罪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按两罪并罚处理不仅能体现刑罚公平,也是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此外,对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明知生产者和销售者制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的食品而提供帮助的,按相应的共同犯罪论处;同时应贯彻刑罚必然性与刑罚及时原则,重视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适用,强化刑罚的消极预防与积极预防的整体效果,以有效遏制食品安全犯罪。     

合并控制中的向上定价压力测试法

向上定价压力测试法简称UPP测试法,是近年理论界提出的一种评估差异性产品供应商之间横向合并能否导致单边效应的新方法。UPP测试法基于对合并企业产品之间转移率的判断,通过量化合并企业之间竞争约束的减少程度,分析合并交易带来的涨价激励,从而评估合并导致单边效应的可能性。虽然目前中国还缺乏UPP测试法的适用环境,但随着立法的完善与执法的发展,该方法在中国日后肯定有适用的空间。     

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中庭审程序法律问题研究

国际商事仲裁规则所涉及的庭审问题较多,但颇具代表性的问题主要是仲裁程序通则以及仲裁审理范围书问题.仲裁程序通则主要解决的是整个仲裁庭审程序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问题,其主要涉及当事人决定仲裁程序的权利、仲裁庭对当事人的平等对待,以及仲裁庭适当进行仲裁的权力这三个方面.仲裁程序通则所确定的平等对待当事人以及适当进行仲裁的原则,对于贯彻仲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及推动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均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仲裁审理范围书是国际商事仲裁院所独有的一种仲裁庭审程序,目前虽还未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但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仲裁机构完善仲裁庭审程序应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谈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在劳动争议案件中的调处方法

依据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劳动者与所在单位(用人单位)在实现社会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很大差异。因此,相关的争议解决机制也不相同,再加之实际中存在的大量事实劳动关系,给劳动争议案件的调处造成很大的难度。厘清三者关系,对于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形成和谐的社会劳动关系至关重要。     

当代大学生应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特别强调的是青少年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当代大学生是青少年中优秀、先进的集合体,也是国家未来希望和建设的生力军。当代大学生应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因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是共产党员先进性体现,是“四有”新人根本要求的体现,所以当代大学生应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福利国家家庭政策的发展脉络与政策意涵

在工业化浪潮下,家庭普遍经受了冲击与挑战。对此,西方福利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家庭,推动了家庭政策的普及与发展。从纵向看,福利国家家庭政策在褪去了19世纪晚期原初发展的稚嫩后,于二战后经历了从"家庭主义"向"去家庭化"的黄金时期,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成熟与转型中表现出一致趋向,即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亦凸显了对家庭的支持。其政策意涵在于,不同国家应以更加包容、积极的视野促成不同政策主体的合力,以此调和"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关系,推动家庭整体与成员个体目标的协调发展,并促进资源在家庭成员内部的均衡配置。     

“三圈理论”视野下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实践分析

运用"三圈理论"的分析框架,从价值、能力和支持三要素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运行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其在政策制定规划、项目管理协调、项目资金供给等能力建设中存在问题,建议从增强政策规划引导、拓宽资金供给渠道、完善组织管理制度、健全沟通表达机制等着手努力,以期推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长效发展。     

谈两岸刑事法律共进

随着两岸的互动交流不断深入并且日益广泛，跨境犯罪成为两岸面临的共同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岸于2009年签订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提供了重要依据。这就要求两岸必须就双方刑事法中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其中，两岸刑法关于组织犯罪与犯罪构成方面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强化司法互助的背景下，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和深入研究，以推动两岸刑事法律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