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最高检不起诉新标准的探析

2007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不起诉新标准,并已公布实施。其中规定: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起诉。这一规定存在着无法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法起到预防犯罪、教育人民、惩罚犯罪的作用的问题,以及"生活无着"、"偶然盗窃犯罪"无法界定的问题。笔者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审视此规定,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途径。     

科学构建信息时代舆论战基础理论

信息时代舆论战基础理论主要包括:以唯物史观和军事哲学为指导,确立信息时代舆论战的理论根基;以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基础,奠定信息时代舆论战的理论渊源;以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有关理论作支撑,拓宽信息时代舆论战的理论视野。     

法律解释的批判性分析

法律解释是一种依据法律而进行的法律思维活动,属于法律方法的范畴。不同的主体在不同的场合进行基于不同需求的法律解释活动,是否与个案的司法裁判活动有关为标准,可以将法律解释的主体和场合分为法官、参与案件的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以及未参与案件的普通公众和法学者;法律解释的对象应是法律文本,而不是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法律解释“产品”应是审判规范,而不是法律规范;法律解释的外延应包括对法律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说明,而不仅仅是对法律文本的解释。     

美国信息安全战略发展研究

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共同关注,美国在此领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伴随世界经济、文化的日益融合,美国信息安全立法及政策方面的丰富经验为我国信息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解读美国信息安全战略的演变轨迹、组织体系及其特点,结合我国信息安全保障立法现状,分析当前我国信息安全立法的主要着力点,旨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安全法律体系。     

刑事诉讼严格证明的若干问题

严格证明理论对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严格证明是指对具有证据能力的法定证据调查程序的证明。严格证明具有递进性功能，即具有真实发现、权利保障与权力规范、判决结果正当化这种递进性的功能。在适用范围问题上，证据合法性的证明由被告人以自由证明方式承担主观的证明责任，控诉方则以严格证明方式承担客观的证明责任；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事实只应要求以自由证明方式进行，而不应要求严格证明。判决若是建立在以违反严格证明的事实认定的基础上时，必须从程序和实体两个层面上进行纠正和救济。     

论环境友好型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同一性

环境友好型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内在同一性.确立这一重要理念,有助于政府在公共管理特别是环境治理中树立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人文性、全面整体性、长期性和可持续性的观念,自觉地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多方面的关系,推进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等整体文明建设.     

区域生态合作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各行政区域和生态区域合作联动的整体系统性建设.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确立区域统筹协调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优化的共同体意识,通过体制和机制的不断创新,建立多元联动的区域生态合作治理机制,采取区域生态合作治理行动,才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实效.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HN-HW株全基因组分子特征分析

利用RT-PCR方法扩增得到猪繁殖障碍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HN-HW分离株全长基因组的17个片段。拼接后发现该毒株基因组全长为15 334nt(包括poly A尾巴),与国内外14株美洲型PRRSV分离株全序列相似性介于85.3%～99.4%之间,而与欧洲型PRRSV Lelystad Virus(M96262)和SD01-08(DQ489331)分离株全序列相似性仅为59.7%和59.9%。序列分析表明,该毒株包括189nt的5′UTR,14 981nt的蛋白编码区和150nt的3′UTR及14nt的poly(A)尾巴。同美洲标准株ATCC VR-2332相比,Nsp2存在30个氨基酸的缺失。本研究结果补充了PRRSV毒株的基因组信息数据,为深入研究该毒株的遗传与变异及其与生物学特性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是否应拒绝诗性思维

在中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中,诗性思维似乎要成为一个亟待摆脱的羁绊。诗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因其对逻辑思维规则的拒斥而与逻辑思维相对立。但是,它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特征,已沉淀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一个无法回避、无法剔除的因素。仅仅把诗性思维方式看作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羁绊无助于中国法律方法论的建构。     

我国政策科学发展的困顿和突破口

在政策理论工作者、特定政策的制定者和研究者之间,由于没有形成围绕制定高价值政策这一共同目标相互支撑、优势互补的机制和方法论,致使我国政策科学的学科发展陷于困顿之中:现有理论和方法对特定政策制定,对特定政策研究均未显示出应有的指导性;政策理论工作者,特定政策的研究者和制定者各自为政;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逻辑性和可操作性受到置疑,因此,学科地位未得到公认。走出困顿,奠定学科地位的突破口可简单表述为:通过政策理论工作者、特定政策的制定者和特定政策研究者三方的共同努力,围绕制定高价值政策这一共同的目标,研制一套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优势互补、互为支撑的政策制定科学程式,明确程式中各步骤的目的、目标和基本操作思路,各步骤中常用方法(指导性研究方法、研究设计方法、资料收集方法、统计分析方法、质量控制和评估方法等)、主要用途、适用条件和操作要点;各步骤主要难点、表现形式和消除策略、研究者和决策者各方职责、需协调之处和协调思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