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中央工作会议研究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走向大治的基本方针;重新肯定了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正式宣布恢复并接续1975年全面整顿时期的措施和做法;对当时一些引起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给予明确回答。尽管会议在总的指导思想上坚持并贯彻了两个凡是,但是,在宽松的环境中,会议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对后来形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Enacting the “Incomprehensible China”: Modern European Jurisprudence and the Japanese Reconstruction of Qing Political Law

The great ambi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from the time of its debut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the reformulation of Chinese law and politics.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xamples of this ambition is The Administrative Law of the Qing Empire [Shinkoku Gyōseihō], a monumental enterprise undertaken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Taiwan intended not only to facilitate Japanes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of Taiwan but also to reorder the entire politico‐juridical order of China along the lines of modern rational law.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egal analysis embraced in The Administrative Law of the Qing Empire and recounts its attempt to reconstruct the Qing's “political law” (seihō) by a strange, ambiguous, and hybrid resort to “authenticity.” The strangeness of this Japanese colonial production comes from Japan's dual position as both colonizer of Taiwan and simultaneously itself colonized by “modern European jurisprudence”(kinsei hōri). In uncovering the effects of modern European jurisprudence on the Japanese enterprise, we will discover Japan's pursuit of its own cultural subjectivity embedded in The Administrative Law of the Qing Empire, epitomizing the campaign of national identities observable in the process of East Asian legal modernization.     

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分析——以小红帽社区志愿者协会为例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组织逐渐发挥着其特有的作用。本文以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小红帽社区志愿者协会为个案,结合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和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对志愿者协会的拍卖会活动和剪纸分会的活动进行较详细的分析,发现这一组织具有社会经济的公益性和营利性的一般特性,形成行动价值——中心边缘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行动价值——中心边缘发展模式,一方面体现出社会组织在价值支持下的积极行动功能,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三主体中,政府主体中心地位与社会组织边缘地位仍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社会经济借助于市场经济的赢利机制与社会组织的公益机制,满足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增进就业,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持续。     

论“首要标准”背景下社区矫正工作者的能力建设

社区矫正质量的高低,关键看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综合能力的高低。由于当前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整体能力偏低,影响了罪犯矫治质量,不能适应"首要标准"的要求。落实"首要标准",全面提高矫正质量,必须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常规管理能力、公正执法能力、教育矫正能力、创新能力建设。     

售前混淆之批判和售后混淆之证成—兼谈我国《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

商标的售前混淆和售后混淆是近年来在我国《商标法》研究中新引进的两个概念。从售前混淆行为的本质出发，对将该行为放入《商标法》并作为一种商标侵权行为来加以规范的科学性进行了质疑，认为该行为不符合商标侵权行为的一般样态，不宜作为商标侵权看待，留给反不正当竞争法管辖较好。同时文章对售后混淆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展开了探讨，认为该制度对“潜在消费者”的发现，看到了商标权垄断顾客的未来性，有助于为商标权人提供完整的激励。在此基础上，最后对我国未来《商标法》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试论相对不起诉及其不当性

随着相对不起诉制度于1996年在我国的确立,免予起诉制度在运行了十七年之后终被废止。该制度旨在追求司法效率,但却以牺牲司法公正为代价,不仅表现在对被害人与被不起诉人之间的保护失衡,而且存在着损害二者合法权益的隐患,甚至对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公信力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减损。鉴于此,该制度的完善或存废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刻反思。     

德性：警察管理的新向度

加强对警察的管理必须从完善警察自身的素质方面下功夫,警察身上所内含的德性在警察管理的过程中蕴涵着重大的价值,应成为警察管理的又一新方向;警察德性建构的价值取向应是对人权的信仰、对法律的忠诚和对公正的维护;而警察管理中德性的养成则可以在他律和自律的逻辑中建构。     

理想目标与现实问题:公共政策工具选择的基本取向

公共政策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选择,是价值目标的选择,更是实现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途径与手段的选择.政策工具的选择贯穿于公共政策过程始终.纵观大量的政策实践活动,政策工具选择的不当是造成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在政策理想与政策现实的矛盾冲突中探寻合适的政策路径.政策工具的理性选择存在两种基本取向--理想价值目标取向与现实政策问题取向.文章以义务教育教师政策为例,对政策工具选择的两种基本取向进行了分析.     

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原因及其治理对策

目前,道路交通拥堵现象是城市的多发病症。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道路交通规划、建设中存在较大的不合理因素,缺乏先进的交通管理理念,交通组织和管理人才缺乏,交通组织不合理,交通设施配置不科学,公民交通参与意识不强。为此,必须科学规划城市道路建设,统筹治理,加大交通管理学科体系研究,理顺行业办学机制,把好交警入口关和现有交警培训关,运用先进的交通管理理念进行管理,完善交通设施,从细微问题入手找出疾症,加强道路交通管理宣传教育,培养公民主动参与意识。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治理城市道路交通拥堵这个顽疾,保证城市道路的通畅。     

久期在衡量银行利率风险中的运用

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问题日益突出。利率风险衡量已成为商业银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文章给出了一种衡量利率风险的有效工具——久期的概念,并探讨了久期在衡量银行总体利率风险以及衡量银行单个(或单种)资产或负债价值的利率风险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