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体心血红细胞ATP降解规律与早期死亡时间的相关性

目的观察早期死亡时间（PMI）与血液红细胞ATP含量的相关性。方法选择具有确切死亡时间的尸体30例,在死亡后6、8、10、12、14、16、18、20、22、24h分别于第4肋间进行心脏穿刺取血,利用生物发光法检测血液样本红细胞ATP含量（μmol／gHb）,并观察红细胞ATP含量变化与死亡时间的关系。结果尸体心血红细胞ATP含量在死亡后1～24h之内呈现非匀速下降趋势,与死亡时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71（P=0．000）;尸体心血红细胞ATP含量与死亡时间的回归方程及尺。值为：Y=-0．096X＋2．872（x为死亡时间）,R2=0．936,P=0．000。结论尸体心血红细胞ATP含量在死后1—24h之内的变化与死亡时间具有相关关系,可以作为法医学死亡时间推断的生物学指标。     

警察防治家庭暴力的调查与思考

警察机关作为公权力机构的一线代表,对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江苏4地10个派出所的调查,结果显示：警察对家庭暴力的整体认知状况、对法律干预的态度、对法定干预职责的理解等都有所改变和进步,但由于培训、立法、机制等方面的原因,警察机关的干预作用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要重视警察防治家庭暴力意识和能力的培训,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建立反对家庭暴力的专门委员会。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贡献

邓小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从社会主义初阶阶段的实际出发,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强调我们通过改革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现代理性主义的历史解构——论列奥·施特劳斯的“现代性的两次危机”

在对现代性问题的众多批判中,列奥·施特劳斯独特地将"现代性的危机"理解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而后者的核心症结则在于现代理性无法再赋予政治哲学以普遍效力。施特劳斯认为,现代理性主义的这一困境根源于现代性的"历史化"进程,它是现代政治哲学企图以彻底的此岸化信仰替代古典理想主义方案的结果,其主要表现为"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展开,而三次浪潮中爆发的两次危机则是其逆向激进化的主要推手:卢梭在第一次危机中解构了"自然"标准,并以"普遍意志"的自我立法作为其现实替代物,由之肇端了"历史过程";尼采则在第二次危机中解构了"历史"本身,通过对历史的历史性洞见,将"历史感"最终解释为直面虚无的"理智的诚实",为"权力意志"的彻底自由扫清了理性的虚妄这一最后障碍。本文即试图以施特劳斯所谓现代性的两次危机为重点,论证其间层级递进的"历史化"进程,以阐明其如何导致了现代理性主义的自我解构。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平衡问题研究

随着犯罪低龄化问题的日渐突出,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所关注的问题。为贯彻对未成年犯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达到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保护社会的双重目的,就应当把握对未成年犯罪从宽处罚的原则,注重量刑的平衡问题。由于我国没有单独的未成年刑法,对未成年犯如何适用刑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如何适用无疑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权势话语的转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实效性的提升

"灌输论"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要求及实现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手段。以"灌输"为主要宣传方式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其话语主要体现为一种权势话语关系,在教学实践中表现出一定的话语霸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低效。面对成长在网络文化环境中并有一定话语诉求的新一代,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实效性,必须实现权势话语的转型。     

论法学教育价值观——良心之培育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专业化规训上获致极大提升,但时下层出不穷的司法腐败现象迫使我们对当下的法学教育予以深刻反思和检讨.而导致司法腐败的最主要诱因是法学教育单向度地推崇专业技能培养而偏废价值观即良心的培植,故培育法学教育价值观的核心在于良心的复归.     

论服务型政府的特征——行政理念、行为方式、组织结构和决策模式的分析

以公民为本位的服务型政府在行政理念、行为方式、组织结构和决策模式四方面呈现出不同于管制型政府的特征。这些特征是:行政理念是服务而不是管制;行为方式将更加公开和透明;组织结构是一个体现自治、合作、精简和便民等原则的弹性结构;决策模式则是在公民广泛参与的基础上由政府与公民和社会通过对话、协商共同决策的过程。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证明

以往的证明理论多是围绕被告人罪行的有无及轻重等实体性问题展开，而涉及到被告人重大权利的程序性问题没有被纳入证明范畴。究其原因是没有将这类问题作为一个与传统证明理论相对应的全新证明范畴来对待，缺乏对程序性证明理论体系的构建。程序性证明是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或一方就案件的程序性争议或程序性请求运用证据向法官（或中立的第三方）进行的论证说服活动。程序性证明对于限制公权力滥用、保障被追诉人的诉权意义重大。通过对程序性证明之主体构成、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明程序及时空维度等构成要素的考察，有助于拓宽刑事诉讼证明的研究范畴，为司法证明提供规则指引。     

银行破产法理论的现实意义解读

金融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法学家,都满怀热情地把目光投向银行破产问题的研究。在现实背景之下诞生的银行破产法理论必将在对银行危机及银行破产制度安排的理解、当今破产运动的发展认识、加强银行破产立法工作以及澄清理论的模糊四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