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认知和法律原则：情感、效率与公平

情感、效率、公平是人们认知活动中惯常的三个进程。对应这三个进程,人们对法律的认知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认知互动既可能形成社会自发秩序,也可能为法学提供一个基于认知背景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法学应对实践问题。“公平主导”的一个简单回答是,面对不同场合,情感、效率、公平三种进程被激活的程度不同。大体上,家庭场合激活情感,工程场合激活效率,市场和法律则更激活公平。在实践中,公平主导的法律原则由于比较接近主流社会认知,所以法律规范在社会中往往可能“自执行”,无需全靠外界监督或者激励。公平原则也有其自身的局限。虽然规范和原则很重要,是社会秩序的母体。但是,公平原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缺乏制度上的法治,光靠情理法是不足的。所以现代社会形成了规则化解决纠纷的机制,这就是二阶意义上的法律。     

人体血液体外电击致血细胞穿孔的扫描电镜观察

目的探讨血细胞体外电击时细胞膜的结构变化。方法对成人血液分别分组通过220V交流电电击5,10,20,30s和1min后,用扫描电镜观察血细胞膜的变化。结果电击后,即可以观察到红细胞与白细胞的细胞膜穿孔,其中红细胞穿孔可为一个或多个,形状多为圆形或卵圆形,白细胞穿孔则为多个,呈筛网状;穿孔细胞数随电击时间延长而增多;电击5s时为6%左右,以后逐渐增加,至电击1min时,穿孔细胞数可达40%左右。结论电流作用可以使血细胞膜发生穿孔,穿孔细胞数随通电时间延长而增多。     

宽严相济与刑事执行

刑事执行,也就是将生效刑事判决确定的内容付诸实施的过程。从目前有关论述来看,关于如何在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其关注的重点主要放在如何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之上,而对于生效刑事判决的执行阶段却关注甚少。刑事执行是国家应对罪犯的刑事司法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     

有关调解法制定的若干问题（下）

(接上期)2.以人民调解法统合各种类型民间社会性调解的方案。这一方案是司法部目前正在论证的人民调解法的基本倾向。其要点是:首先,考虑到司法部的权限和立法提案与起草中的实际问题,既不试图通过制定综合性的调解法建构多元化的调解或纠纷解决机制,也不准备拘泥于目前人民调解的制度框架。其目标是通过这一立法,在提高人民调解法律地位的同时,扩展其管辖范围和权限,最终将一切非司法、非行政性的调解都纳入“人民调解”的范畴。其次,这一方案将突破原有人民调解以地域性自治性为基点的定位,试图将业已存在的各类符合民间调解特点的跨地区…     

奥巴马"百日新政":内政视角

奥巴马就职后,面对经济危局,以力促经济复苏为施政目标,推出一系列反危机经济政策;同时,对小布什政府多项政策积极"纠偏",并凸显新能源、全面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新政"重点.奥巴马的政策折射出"务实的自由主义"理念,既是形势使然,也是其自身哲学观的体现.目前,奥巴马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得到多数舆论的支持,其执政黄金期可能持续到2010年11月中期选举前.但另一方面,奥巴马民主党色彩浓厚的政策主张具有一定政治风险,多管齐下的宏大改革计划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苏联的法律文化观点

<正> "法律文化"的概念在苏联已经讨论了大约二十五年。由于苏联法律研究学会以政治学的研究为中心,又由于"法律文化"概念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前进性的观点,因此,与西方相比,这一概念在苏联更多地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尽管苏联学者讨论这方面问题的文章总是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但苏联的法律文化观点依然与西方的观点具有某些相似之处。苏联学者中最早讨论法律文化的是E.A.罗卡     

试论国家对健康权与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平衡简

健康权在任何与健康熙护议题有关的政策上（包括药品知识产权制度）都不可忽略.然而, 《多哈宣言与2003年决议仍未触及药品知识产权保障与健康权冲突的核心问题,这就需要将健康权作为一项政策工具对药品知识产权的影响做补充性的解释.国家保障药物获得权利的义务应根据其实质内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掺入防卫权的特色;换言之,药品获得权应区分为国家仅有义务渐进实现的受益权与国家有义务立即实现的受益权.这种通过细化国家保障药品获得权的义务,在具有相同重要性的健康权及药品知识产权产生冲突时,便有足够的基础从权利本质审视两者在冲突时的平衡关系是否适当.     

流动人群未成年人犯罪防控机制的构建

由于升学、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差别待遇,户籍在社会群体的分野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犯罪学中将流动人群作为研究犯罪成因和防控的特定社会群体,有着现实的意义。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为社会所关注,而流动人群中的未成年人受到所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犯罪呈高发、上升态势,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除了从犯罪遏制力、社区矫正等方面探讨流动人群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与控制外,我们还应结合流动人群未成年人的特殊性,采取必要的辅助手段。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西方国家行政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其启示

西方国家行政监察机构独立性强,保证了监察权的自主行使;法制体系完善,公职人员行政行为严格规范;政务活动公开透明,监察效果显著。这些特点对我国行政监察制度建设富有深刻的启示:我国要发挥优势,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党内法规与监察法律相结合的反腐倡廉法规体系;突出重点,加快公务员从政道德及财产申报的立法进程;提高效率,推进政务公开及政治生活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