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主要观点的评析

近年来,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应当加强对实施主体、实施对象以及怎样实施等相关问题在理论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     

公共政策创新的因素分析——以《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为例

随着施政的生态环境加速变迁,政府必须以创新公共政策的方式予以应对。但政府创新公共政策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呢?已有的文献不仅局限于美国的政策生态,而且以计量方式考察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忽视了其中大量难以计量以及需要整合考察的因素。在一个融合条件(资源和要素、政治架构、现有制度和政策及社会文化)和机制(学习机制、决策机制、执行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的综合模型指导下,以分析性叙事的方法,具体考察上海市创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内在因素。分析案例表明,尽管上海在条件和机制上都非常充分的情况下,也还必须融合各种条件和机制才能解释创新的出现及其有效运行。     

侦查监督制度之比较

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与西方国家的侦查监督制度相比较,在侦查监督主体、侦查监督的权源、侦查监督范围等有明显的不同.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的框架体系虽然已经建立,但仍然相当粗疏,必须通过进一步增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建立刑事案件报案制度、将提前介入制度化、建立检察引导机制等措施,完善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     

“独立工人”视角下共享经济就业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共享经济中形成了"平台+履约人"的新就业模式,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就业群体——"独立工人"。"独立工人"与平台之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仅根据平台要求向客户提供劳务或服务。研究显示:我国共享经济从业人员以"独立工人"为主,吸纳的劳动力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较低、技术等级较低、外地农业户籍的青壮年男性。在共享经济中有四至五成的从业人员属于专职"独立工人"。研究发现:选择从事兼职独立工作的群体有长期从业的倾向,而选择从事专职独立工作的群体则不希望继续从事独立工作。为进一步规范共享经济发展、保护"独立工人"的合法权益,可以从重新审视"独立工人"的法律身份入手,探索建立适合"独立工人"的"可携式福利"体系,尝试总结具有权威性的共享经济劳动标准,以推动该领域的劳动立法。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综述

从1999年开始,遭受苏东剧变严重冲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联合形式,即一年一度召开的当代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经过20多年的发展,该会议在召开时间、地点、议题、主办方和参加党派、常设机构、运行原则等方面确立起了基本固定的架构,并逐渐成长为一个非组织化、非中心化的共产主义多边交流平台。研究该会议的构成要素、运行机制和功能定位对于探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     

区域协同对我国企业创新和经济发展影响及完善路径探讨--以沪港通为例的研究

区域协同是新时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国家战略,加快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发展,不但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平稳发展,而且对于实现区域充分平衡发展以及构建新常态语境下具有可持续发展动能的区域"增长极"大有裨益,并影响着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探索。基于区域协同创新和"增长极"的理论视角,在阐释区域协同发展对企业创新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基础上,以沪港通为例进行回顾和总结,分析了大力发展沪港通对于推动我国企业创新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未来又面临哪些挑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e-government,and anticorruption in China and India: Insights from civil servants

Both China and India are adopt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 facilitate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in their governments, and hence reduce corruption. Distinctive from their traditional anticorruption approaches, is the innovative e-government approach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corruption in these two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question through comparative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44 mid- or senior-level officials in the public sector in these two countries. The first study of its kind, our research shows that civil servants in both countries overall think positively about transparency and technology in reducing corruption. However, to what extent these innovative measures will be effective is conditional on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willingness,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frastructure readiness. What is worth noting is that the Chinese respondents were more positive regarding the role of transparency, whereas the Indian respondents were more positive about the role of technology, which may reflect the different facilitators of corruption and the constraints of anticorruption in China and India.     

"中国社会转型与多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关系"研讨会综述

2009年4月9-12日,由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办、贵州民族学院协办的"中国社会转型与多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关系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单位的50多名学者相聚花城,就多族群语言文学多元化学术空间的建构、转型期多族群文化身份与民族国家认同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论我国的刑事指定辩护制度

刑事指定辩护制度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的完备程度直接关系到被追诉者的辩护权能否得到充分保护、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能否得到体现。目前我国刑事指定辩护制度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有必要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