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被害与司法的概念重构

围绕性被害为研究重点,我们建议从法律和公民社会二个层面建立广泛的司法机制来拓展被害人司法的含义,并制定健全的评价与对比方法。被害与司法模式包括以下三个要素:司法机制,被害情境以及被害人司法需求。司法领域需要新的方式对司法回应进行阐述和对比。我们应以传统和创新司法机制的概念取代报应和恢复性司法,并在赔偿、补偿、恢复等关键术语上达成共识。此外,应将性被害问题置于更广阔的情境或参照域中,通过关注性被害的不同情境,可以建立更系统、可靠的被害与司法实证基础。最后,在司法领域需要比满意或治疗效果等更清晰的标准来衡量被害人的司法体验。引入被害人司法需求(或利益)的概念可为评估和对比传统与创新司法机制以及理解被害人的司法预期提供新的前景与视角。     

中国在非力量的上升及对21世纪非洲国际关系的影响

正当前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巧合,其对变化中或可能变化的国际关系结构和方向的影响程度,也许将超越这个时代。这个巧合就是过去35年来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和过去10年来非洲机遇的上升,以及中非之间前所未有的重要而密切的互动。这两个相生相伴的趋势,再次点燃并激起了学术界和决策圈的辩     

“神奇大陆”的一瞥

正对外国游客来说,不论是第一次还是经常到访中国的城市,都会产生同样的感受:先是惊讶,然后着迷,接下来是难以置信。从宽阔马路上拥堵的车流,到高楼大厦间林立的吊塔,这些城市景观成为中国持续高速发展的生动写照。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都市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中国破旧立新、走向现代     

庸官就是官场［内伤］

近日,湖北、湖南、山西、新疆等多地刮起一场“治庸”、“治懒”、“治散”的官场整肃风暴。湖北不仅开始了“治庸问责”行动,还专门设立了“治庸办”,来治理官场中吃、拿、卡、要等50种不良行为,以及得过且过、业绩平庸等10种“庸病”。湖南也专门出台文件,规定了对机关工作人员需要问责的行为及处理方式。     

阅读卡尔·马克思!——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访谈

正30年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意识形态风靡全球。然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深刻不平等(尤其是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当代严峻的环境问题已经促使许多学者、经济分析家和政治家们重新开始讨论资本主义的未来以及寻求一种替代性方案的必要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恰逢马克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发展和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子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重要论断,既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发展和创新,同时又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科学而丰富的时代内涵。     

《资本论》的创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源与结构

本文旨在以不同方式推进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现有的大多数研究只考察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某些阶段,经常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接跳至《大纲》,然后再到《资本论》第1卷。有关最近出版的MEGA2中的主要手稿的研究为我们更详尽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中国持久的不平等:革命的遗留问题与改革的陷阱(上)

本文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李静君(ChingKwan Lee)与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为杂志《日本热点》(Japan Focus)而撰写,发表于2007年1月21日。作者认为,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在这一炫目     

对社区中“危险”性犯罪者控制之审视——以荷兰法为视角

近年来,荷兰对于犯罪人监禁释放后的监督处分在近年有了较大发展。近期通过的修正案旨在进一步加强对于具有特殊危险的(性)犯罪者释放后的监督。修正案的三章内容均可能导致终身性监督。修正案前两章规定,监督处分将在监禁刑或者TBS处分(1)的附条件释放后施行。本文着眼于修正案第三章内容,即规定一种独立的监禁处分作为监禁刑及TBS处分后续的犯罪预防措施。基于人权视角,这种独立的制裁措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关于合法性及必要性的争议。本文对修正案内容是从欧盟理事会的法律规定、均衡性原则以及最少限制性原则为视角进行审视的。最后,本文的结论是监督处分并不合法亦无必要。除了缺乏经验性证据的必要性,它还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4款以及第7条所确立的明确性原则及可预测性原则。不考虑暴力(性)犯罪者的潜在严重性,仅仅根据有益社会原则进行判断是不够的。     

新建与强迫合并——1945年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西德和东德的重建

<正>1933年6月22日,纳粹党独裁政权取缔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其实,在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接掌政权之后,新政权就不断挤压德国社民党的活动空间。同年5月,社民党主席团将驻地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一直到1938年,德国社民党都在那里从事反对纳粹独裁的斗争,然后,搬迁到巴黎,1940年又从巴黎迁到伦敦。在德国国内,最初几年里,社民党只能在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