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世界之变，察大国兴衰，解民主之谜——评《民主观与发展路：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政治学》

<正>在政治学中,很少有问题像民主这样被广泛研究。什么是民主?我们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民主观?什么样的民主是最有可能实现的?民主化实现的道路是如何选择的?这些都是困扰政治学理论界多年的问题。读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教授等人合著的《民主观与发展路：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政治学》这本书,便豁然开朗,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进一步提升,一些认知的误区得到澄清。张树华教授的这本书紧密围绕何种民主观与谁之民主路这样两个问题展开,     

中国式现代时间观的生成及其特征

时间观念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对中国现代时间观有一个深刻的认知。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也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的中国式现代时间观。传统时间观、现代时间观、后现代时间观在社会变化的速度、时间与历史意识、家庭结构、工作选择与人生观等诸多方面有着显著的区别。中国传统时间观是向下循环的,这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晚清以降,中国的传统时间观开始了面向现代形态的两阶段转变：第一阶段是传统时间观向现代时间观的转变,第二阶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式）现代时间观的确立与发展,并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底色。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时间的加速趋势日趋明显,后现代主义时间观开始涌现。本文在全面勾勒中国当代时间观基本形态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式现代时间观的生成及其特征。     

决策模式对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分析——基于255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一把手决定还是集体决策,反映的是政府决策权的集中程度问题,不同的集中程度能够形成不同的决策模式,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地方政府一把手决定和集体决策两种政府系统中常见的决策模式,发现决策权集中程度明显影响政府权力在政府干部提拔影响因素、决策中优先考虑谁的利益、领导口头指示与法律法规对公务员行为的约束力、为亲友滥用职权等权力运行偏好,同时也会明显影响到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程度和决策程序公开程度等决策透明度指标;并且决策透明度和权力运行偏好之间存在共进共退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决策模式对政府的行权行为和决策行为有重大影响。     

理解中国式责任制:道德的内嵌性、干部与群众价值的一致性

政府能否对其公民负责任是能否有效提供公共产品、进而实现良好治理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在中国乡镇政府的基层治理中,责任制的作用发挥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一,乡镇领导干部道德上的内嵌性,即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对官员的道德教化,这种道德教化会内化为基层领导干部的认知图景;第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话语体系强调"从群众来,到群众去",乡镇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在重大问题上的价值倾向具有一致性。通过实证检验我们发现,如果乡镇领导干部在道德上更深地内嵌于当地人民群众之中,那么其所在的乡镇政府通常就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以及拥有更好的治理绩效;另一方面,如果乡镇领导干部与当地人民群众在重大问题上的价值倾向保持一致,那么其所在的乡镇政府就能更好地执行其政策,进行更好的治理并提供公共产品。     

我国新兴中产阶层的政治信任研究——基于17个城市的调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开始涌现,与其它阶层相比,新兴中产阶层总体上有着更高层次的政治信任,他们在对我国政体基本原则的认可上、在对我国政府所推行的基本政策的评价和对具体政府机构的信任上有着更为强烈的情感.新兴中产阶层对于我国政府的这一信任态度为我国的改革提供了非常合适的环境,他们非常期待我国政府能够尽快采取措施进行改革,从而建立一个稳定的、繁荣的中国,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西方政治学视野中的社会资本理论

在过去20年内,社会资本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吸引了大批比较政治学者和民主理论家的注意,并进而成为政治发展领域里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主要从政治学的视野对西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回顾与评价,主要侧重讨论政治环境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以及反过来社会资本对政府治理的影响。笔者主要集中讨论了三个问题：（1）社会资本的定义和操作化问题;（2）社会资本的产生根源问题;（3）社会资本的政治效应问题。笔者希望这样的理论探讨能够为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场景下的运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法治人才思政教育的改革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了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八个相统一",为新时代学校履行立德树人职责、培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培养法治人才方面,中国政法大学探索形成了公益法教育体系和法律职业伦理教学体系,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也为法治人才培养提供了有益尝试。     

从比较的视野理解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理论框架,在不同场景中的具体形态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中政党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就治理体系而言,中西政党都发挥了类似的中介功能,连接国家与社会。然而,在西方治理体系中,政党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是公权力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公权力的领导核心。政党的位置差异深刻影响了中西治理体系的性质,也决定了中西治理体系的优势与短板。与西方以社会为中心的治理体系相比,中国以政党为中心的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巨大优势转化成国家治理的强大效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这最终演变为中国公众对于政府的高信任度,而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政府则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