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的阐释及其与民主的会通

本文认为 ,民本主义的内涵是民有和民享 ,专制主义的实质为君有和君享 ,因此 ,民本主义与专制主义具有本质区别 ;民主的核心是民治 ,并必定以民有为前提 ,以民享为归宿 ,所以 ,民主与民本具有内在联系。本文在阐释民本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本质区别以及民主与民本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 ,着力寻求民本与民主的会通 :一方面 ,民本与民主的会通是实现民本主义民有理念和民享理想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 ,民本主义的民有理念 ,是建设民主政治的内在依据 ;民本主义的民享理想 ,是建设民主政治的逻辑前提。     

双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与现代化目标

(一)我国的现代化必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的现代化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其必然性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 第一,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和条件,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必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的现代化的主题是在近代帝国主义的枪炮声中揭示出的。从纯逻辑的角度来看,     

苏联东欧对其所处社会主义阶段认识的变化

社会主义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既无现成的经验可循,也无既定的方案可找。它必须在探索中发展,变化、前进。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是我们前进的指南,而不是行动的教条。恩格斯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恩全集37卷443页)马、恩等革命导师都没有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同的具体阶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只是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     

制约与自由的发展轨迹

针对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人是生而不自由的”这一命题，伟大思想家卢梭在其巨著《社会契约论》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而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类为获得在自然界中的自由而建立了社会，社会的建立又给个人带来种种制约。制约与自由相互对立、相互矛盾，却又相互统一、相互转化。历史地考察制约与自由的关系，我们发现这样一条发展轨迹，即社会对个人的制约日益严密，个人在社会的自由日益扩展。这里，制约与自由的矛盾统一，是以人类的二难境界为前提的。一方面，人要生存发展，就必然要建立并置身于社会。因为人要吃…     

战略家李光耀“中国预言”为何独具价值

李光耀是某种意义的“文化决定论”者,加之他对儒家文化感同深受,所以他对中国的“预言”不是简单的即兴之言,能给人很多启发。     

资料:十年前一些中外领导人对八十年代的展望

我们已经跨越八十年代终端,进入本世纪的最后十年。 八十年代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已经开始谱写九十年代的历史。创造历史从来是开拓性的劳动,这需要科学的预测。时代的发展总是在变易中开辟道路,但科学预测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需要不断温故知新。有鉴于此,我们辑录了八十年代伊始一些中外领导人对于八十年代展望的部分言论。阅读这些材料,回顾对照十年历史,一定会有一种新的感触和启迪,对于展望九十年代,将不无裨益。     

新加坡“托管式民主”分析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曾将新加坡的民主模式归结为“托管式民主”,即“政府像人民的信托人,一旦在选举中受委托以负责看管人民的长期福利时,它就以独立的判断力来决定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以此作为它的政治行动的根据。实际上,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从来就不是由民意调查或人民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在执行争取的长期政策时,有时难免会收到‘良药苦口’的反应。但是,正因为新加坡采取了这种‘托管式民主’模式,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虽不讨好但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政策。”①吴作栋的上述论断,一方面道出了新加坡民主模式的本土化特征,另一方面则为认识新加…     

伟大时期的历史记录——评《从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从十二大到十三大》二书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是我党进行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关键阶段;从十二大到十三大,是我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提出并且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时期。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推出的由王兆铮编写的《从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与黄峥合     

新加坡如何解放思想

新加坡社会并不流行"解放思想"的话语,因为新加坡并没有经历过一个思想完全禁锢的时代.没有思想禁锢,也就无须过多地谈论解放思想.但是,新加坡成功的重要原因,又在于该国政府一直以来的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具体表现为立足实际、戒除自满和与时俱进等方面.     

以法制权：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

反对腐败必须以法制权,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首先,制度反腐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是建设现代政治文化的客观要求,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具有必然性。其次,制度反腐具有普适性、稳定性、科学性,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具有必要性。再次,公民社会的兴起是制度反腐的社会基础,多层监督网络的形成是制度反腐的技术基础,日趋完备的法律制度是制度反腐的法律基础。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具有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