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巨大,前景灿烂

首先,我想感谢会议的组织者和上合组织首任秘书长张德广先生.能够受邀在上合组织成立10周年的前夜,参与到此次在上合组织的发源地——上海举行的代表论坛中,我感到十分荣幸.     

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

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的危机,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而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厘清苏联解体的原因,需要我们应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以及意识形态语言的藩篱.应区分苏维埃构想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而只是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和苏联人发展的新形势.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是在 1905-1917年革命、内战、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30 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当时的环境导致苏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选择的范围很小,只能基于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摆脱"斯大林主义",摆脱动员发展状态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并由于冷战而深化其严重性.苏联既是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更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 30年才成熟.苏维埃制度早期的合法性源自对群众对社会苦难的记忆.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至 20世纪 60-70年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一种隐性的危险日益增大,即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乃至消失.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这种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而新一代领导人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党的高层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他们自以为掌控着国内进程,但实际上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日益激进的改革导致雪崩式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20世纪20至50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     

论新时期发展党员工作的重要性

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也是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正确认识发展党员工作的重要意义，对于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进入到新世纪后的历史时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认真对待当代公共行政中的行政法北大核心CSSCI

人们普遍认为,公共行政综合吸收了来自管理、政治/政策和法律的观点。然而,法律的观点并不被当代公共行政文献所重视,也被很多公认权威的美国公共行政硕士课程所忽视。行政法是规范公共行政决策和行为的法律体系,成熟的公共管理者必须在行政法的框架下并按照行政法的要求从事管理活动。本文阐释了行政法的内涵及其重要性,并用实例说明了美国行政法折射出的价值取向。本文的关注点在于规章制定、行政判定、行政执法、透明性以及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等五方面的问题。     

司法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从海南推广至全国,数字贸易试验区升级为示范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在9月2日开幕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上,中国亮出一系列新举措,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增添动力。     

18世纪俄国在华留学生与中国瓷器在俄国的传播

俄国皇家瓷厂创立与中国关系密切,俄政府利用使团、来华商队和传教团随团学生,将获取情报人员植入其中,目的之一是打探中国瓷器配方,回国助力肇建俄国皇家瓷厂。彼得大帝向往的中国瓷器,在伊丽莎白时期实现了本土化,俄国在彼得一世时期就拥有庞大的对华情报网络系统,其中瓷器情报人员在华潜伏时间达15年之久。他们采取隐蔽的方式在中国获取工业情报,甚至深入宫廷内部。俄国自制瓷器开始时完全仿造中国瓷的外形、绘画,但对“中国风”的内涵不甚了解,只是貌似中国风,又在其中融入本国的奢华之风。经过多年发展,制造出符合俄文化审美的“中俄合璧”瓷器。无论如何,中国瓷器在俄罗斯的传播是中俄物质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瓷器上“中国风”相伴罗曼诺夫王朝至终,中国文化、思想与艺术也通过瓷器得以在俄国乃至世界传播。     

公开盗窃的入罪认定

盗窃,在从古至今的法治活动中,一直被视为治理的重点,因为其犯罪成本低,所以导致犯罪数量大。在社会生活相对简单的时代,盗窃行为的认定并不复杂,只要是秘密地窃取他人财物,即构成盗窃。但社会发展至今,现在对盗窃行为的认定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偷”,我们不能仅以是否秘密窃取,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现代社会的盗窃行为很多时候还会和抢劫、抢夺、侵占、诈骗等犯罪行为相交融。基于刑法保障人权、惩戒犯罪的属性,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盗窃,是对广大法律职业工作者的一大要求。     

社区治安韧性治理：行动逻辑、能力指向与实现路径

韧性治理是风险时代寻找社会治理有效性的治理理论。将韧性治理引入社区治安治理,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逻辑,契合社区警务的内在发展要求,符合新时代多元主体合作的基层协同治理模式。社区治安韧性治理目的是促进韧性能力提升,这些韧性能力包括社区治安的预防力、自治力及学习力。从主体韧性、技术韧性和社会韧性3个层面入手,构建社区治安共同体,夯实组织基础;运用治理技术,提供科技支撑;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营造社会环境,促进社区治安韧性能力提升,实现社区治安韧性治理。     

1989-2029年大转型——可以更好或将会更好吗?

本文对中东欧国家自1989年以来发生的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进行了理论和现实的阐释,考察了其历史特性,批驳了该地区已经在制度上成为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的论点,而认为中东欧国家在转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章强调,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进程不会呈直线型发展.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市场改革与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只有在更加精确地确定目标,同时不是将制度转型当作是自我实现的目标的前提下,不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才会取得更好的转型绩效,否则会朝相反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