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异地审判制度初露端倪

2006年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两位副部级高官王有杰、王昭耀,分别在湖北荆州、山东济南接受审判。面对高官腐败,最高法、最高检已经有了一套制度化的应对模式,这个司法模式就包括异地审判制度。     

破解村级债务这道难题——打好“化债”这场硬仗

长期积累形成的农村债务是农村广大群众关心、基层干部忧心、党委政府担心的一个突出问题，现实矛盾和潜在危害很大，必须高度重视。当前，应进一步采取措施，把化债、增收、控债有机结合起来，实行综合治理。     

电子货币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伴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 ,电子货币应运而生。电子货币的产生与发展 ,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支付观念 ,丰富了支付手段。但由于诸如一些网络安全、隐私以及其他问题的存在 ,阻碍了电子货币以及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将就这些法律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全域统筹，下好基层党建“一盘棋”

全域统筹城乡党建实现了工作机制大统筹、党群干群大融合、基层党建大保障。     

美国反商业贿赂的惩防机制研究——以美国控制组件公司案件为例

商业贿赂是一种影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腐败现象,通过美国控制组件公司商业贿赂案例的研究,分析美国在反商业贿赂领域的惩防制度体系。针对美国反商业贿赂法律的制定、执法机构的分工以及惩处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分析,在借鉴美国反商业贿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反商业贿赂的现实情况,提出完善我国反商业贿赂惩防机制的政策建议,为加强反商业贿赂惩防机制的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专利池许可领域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分析专利池许可领域最具现实意义的几种限制竞争行为的主要表现,研究有关国家、地区的立法取向和实践,进而从法律规制的宏观架构、限制竞争的中观判定标准、必要专利的动态性评估、市场结构规制的审查、限制性许可条款的审查等方面,提出构建我国专利池许可领域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体系的若干对策建议。     

莫迪政府加强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

2014年莫迪上台执政以来,印度实施从“东向政策”到“东进政策”的战略调整,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进一步融入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印度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当前莫迪政府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主要依靠：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安全机制加强海上安全合作;联合东南亚国家积极干预南海问题;与美日澳合作加强军事能力和军事存在;向南太平洋地区扩展影响力。印度加强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一是因为印度拥有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二是因为亚太地区是印度将影响力超越南亚次大陆、推进世界大国梦的优先方向。亚太地区之所以能成为其优先方向,主要是基于印度周边大国博弈的格局以及印度在亚太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基础。由于印度北部陆地安全形势的牵制、印度与主要合作伙伴在对抗中国立场上的不一致,以及印度海军军备本土制造能力难以支撑远洋战略等因素,印度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仍然面临诸多制约。     

结构自由主义的西方秩序观

结构自由主义着眼于总结和解释战后西方的政治秩序,对冷战以来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独特的看法。结构自由主义认为,战后西方政治秩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安全绑定实践;美国霸权的可渗透性和互惠性;半主权的、不完整的大国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开放性;独特的西方公民认同。对于这些特点,结构自由主义提出了两个层次的解释:作为深层结构的工业主义和作为直接原因的美国霸权。战后西方秩序是一种开放的、互惠的政治经济秩序,美国是其中的领导者而不是统治者。由于决定西方秩序的那些因素在冷战后依然存在,所以,西方大国并不会回复到旧的权力政治斗争中去,美国也不会走向一种帝国式的统治。     

农业技术创新动力、障碍及模式的研究

本文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创新动力、创新模式、技术扩散途径及障碍等进行了探讨。     

美澳双边安全关系的新发展、战略限度与中长期态势

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双边安全关系出现了新进展:两国安全合作的战略地位提升,技术层面的合作不断加深,安全政策的协调更加密切,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进一步偏向美国。但这种新发展也有一定的战略限度,即避免过度激怒中国。由于密切的中澳经济关系、中澳两国间不存在直接的领土冲突以及相对中立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澳美安全合作短期内存在这样的战略限度。此外,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亚太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影响澳美安全合作战略限度的因素。两国中长期的安全关系总的来说会朝着更加密切、重要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但这一态势最终取决于地区力量结构以及中美澳三边关系的变化,原因在于,美澳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没有太大的现实障碍,并有相当的动力继续加强安全上的合作。同时,随着澳大利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的经贸依赖关系的加深,对中国经济依赖度的降低可能成为一个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选择的长期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