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股权父子闹公堂私企“政变”引发民告官

2007年8月15日，苏州吴江市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的行政案件：当地油漆行业的“领头羊”，江苏大象东亚集团两代“掌门人”因家庭矛盾引发股权纠纷，最终闹得不可开交，父子对簿公堂。然而，被告却不是这对父子中的任何一方，而是负责股权变更登记的国家行政机关苏州市吴江工商行政管理局。最终，这起“民告官”官司以工商局的胜诉而告一段落。     

举报勇士 敢问路在何方

2002年6月26日，江苏南京的兰贵来为表示自己反腐决心，在接受南京市检察院对举报有功单位和个人的奖励时，主动要求公开身份。成为南京市第—位公开授奖的举报人。几乎是一夜之间，兰贵来成了扳倒厅级贪官的“举报英雄”。成了光彩夺目的新闻人物。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就在公开身份的第3天。他被聘用单位辞退。解聘理由是兰贵来公开举报人身份得罪了公司的客户。虽在新闻效应及省领导的亲自干预下，兰贵来很快又有了新岗位，但随着他身上“新闻价值”的不断消磨。近乎悲壮的兰贵来仍然逃脱不了下岗，断找工作的命运……在全国。举报者饱受“迫害”的故事还有很多。河南吕净一、河北郭光允……这些“榜样”举报后的命运。足以让所存融凸反腐的百姓心寒。为此，从第一个反腐斗士遭遇不公被媒体曝光开始。社会各界都在不断呼吁：不能让举报者遭遇不公，要为举报者的风险“买单”。但时至今日，遏制“迫害”举报者的行动却收效甚微。对此，有关人士指出：举报人的现实遭遇让人痛心，应激起我们深层次的思考——拿什么来保护举报人，举报法制何时健全？     

两委不和的疙瘩由谁解

<正> 面对粼粼轻波,屏息静气钓鱼,一边欣赏青山绿水的美好景色,一边呼吸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这种感觉真是松弛舒畅。也正是这种诱人的感觉,使得我这个原本不喜欢农村,更不熟悉农村的人,一次次往农村跑。农村跑多了,自然能从“战友”村长的嘴里,听到一些农村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其中两委不和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对此,我特意请教了杭州近郊某镇的董书记,他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谈了有分析的个人见解。     

买份报纸

每天从家到单位,都要路过那个似乎被繁华广场遗忘的拐角。不知道从哪天开始,那位卖报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衣服破旧不整,两只破烂不堪的包塞满了随身行李,小心翼翼地叫卖着,向每个行人投去希望的目光……第一次向他买报后,知道他是安徽人,老伴死了,儿子不养他,将他推出门外。老人的遭遇那几天一直盘旋在我脑际。后来,我就决定每天下班回家时买他一份报纸,即使有时已经在单位读过了或者家里已经买过了,我也要来买一份。渐渐地,这似乎就成了一种约定、一种习惯。有一次,下班时将钱包忘在了办公室,当走到那拐角下,我只从裤袋里摸索到一枚一元…     

乡村闯出来的画侠杜月涛

“画侠”之说,不仅在画之豪迈淋漓,亦在人之豁达无羁。画好,人好。故,艺术评论家孙津先生称其“做人做画总相宜”。杜月涛被称为“画侠”,也许因为其独特个性的与其绘画的风格表现的     

军旅实力派画家——赵军安

今年是《工会博览》杂志创刊八十周年(1925-2005),许多在京的著名书画家纷纷为杂志迎来80周年华诞挥笔泼墨,赠送墨宝。本刊编辑部选编了部分作品陆续刊登,供广大读者欣赏。     

外国法制史

<正> 在过去的一年中,外国法制史学科在困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经过全体教学和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有: 1.出版了一批教材和专著近年来,不少院系在教学和科研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的特点和需要,编写出版了自己的教材,如,吉林大学的《外国法律制度史》、西南政法学院的《外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外国法制史纲》等.1990年又有《外国法律制度史教程》问世,该书由冯卓慧任主编,高立新、     

艰难的职业病诉求之路

28岁的男青年卢洪福由于长期在私自加工有毒物质的合资工厂上班,而对突然患上的白血病疑是职业性,而他的"职业病诉讼请求"却先后遭到当地防疫、劳动、法院等部门的十三次驳回;在他去世一年后的2004年4月,法院以赔偿一万多元的判决了结此案,面对人财两空、家徒四壁,他的父母开始走上漫漫上诉之路.而受江苏省司法厅有关部门委托前去采访调查的记者,经过两周周密的调查采访,却发现隐藏在卢洪福故事背后的问题……     

工人冲突、政府介入与经济秩序(上)——以20世纪40年代后期武汉地区码头纠纷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而作为一个对经济干预相对较少的政府,国民党政府为何在大陆因经济崩溃而失败?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武汉地区的码头纠纷。通过介绍三次较大规模的码头工人纠纷——徐家棚码头工人纠纷、赵家墩码头工人纠纷,以及文昌门码头与平湖门码头工人纠纷,可以发现武汉地区的码头在当时并非处于"丛林状态",而是由垄断性极高的码头工会所掌控。码头工会依照传统规则,在码头工人与外来人员之间、甲码头工人与乙码头工人之间设置较高的进入壁垒。但因失业人员的增多与码头界限的模糊,码头工人之间的冲突甚至械斗时有发生。面对这种冲突,国民党政府可有三种选择,即"市场化道路"、"计划式道路"与"救火型道路"。囿于内部权力分配的混乱,它最终选择了相对弱势的第三种道路。这种选择因无法从根本上纠正有失公正的经济秩序而造成其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困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管得较少的政府并不一定是较好的政府。     

“走出去”开放战略研究

实施"走出去"战略关系到我国发展的全局,是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把对外开放推向新阶段的重大举措,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弥补国内资源不足,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的迫切需要。要有效实施"走出去"战略,就必须发挥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积极性,企业要充当"走出去"的"排头兵",而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决策与管理者,理应为实施这一战略"保驾护航",提供良好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