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法律现实主义:“今非昔比”

追溯从1920—1930年代的法律现实主义流派到“法与社会研究”40年的学术发展史,可以看到今天的法律、政治或社会环境与早期法学现实主义所处的环境已全然不同,在“法与社会研究学会”成立40年之后,新法律现实主义作为社会环境和法律界观念变革的结果应运而生,预示着一种法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法律现实主义将努力克服前辈的局限性和不足,积极倡导一种自下而上的经验研究方法,强调对法律作用的认识和制度的建构应该从事实出发,主张进一步推进法与社会的互动,以及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改革。今天,时代开始转变,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法律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仅仅拘泥于上诉法院的判例和精美的理论。随着社会科学和经验性研究的方法逐步被法学界所接受,法学和法律教育的变革已经开始。     

在破解理论工作难题中创新理论工作

当前,理论工作有“四大难题”需要破解:一是“沙滩流水不到头”的问题。理论工作的薄弱点和难点在基层。理论教育往往“热在上头,温在中间,冷在下面”,理论之水流不到头,理论之水滋润不到基层群众的心田,出现理论工作的“盲区”。二是“雨过地皮湿”的问题。理论学习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下苦功,实际效果差。只学些个别词句、个别观点,不注意系统学习,不学基本原理,甚至生搬硬套,穿鞋戴帽。三是“上下一般粗”的问题。理论教育不分层次,不看对象,大而化之、笼而统之,上下一般粗地往下灌。有病没病都吃药,不论什么病都吃一样药。使大道理成了…     

在俄罗斯建立更可行的金融和财政体制(上)

1990年到1999年,俄罗斯并没有变得更富有和更像美国,相反,它几乎沦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陷入严重的金融困境。俄罗斯的金融困境并非不可避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直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指示的结果。人们也许并不了解,西方经济正在经历类似的金融困境。在西方,     

德国公司治理中的共同决策

德国在公司的控制和管理——通常所说的公司治理的几个方面都采取了独特的方法。在德国公司内部,重大决策的形成机制与安排与其他国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首先,德国公司法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把股份公司的监事会和管理委员会分离;其次,银行在公司治理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银行     

美国武器销售:中国台湾纠纷

最紧迫的问题对台武器销售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一年初,美国朝野人士似乎都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华盛顿是否应卖武器给北京。一些人设想,假如美国选择这样做,它将既能卖武器给北京,同时又能继续维持对台武器销售——美国认为适当的任何类型和数量的军事装备,     

澳大利亚司法、议会及政府的关系

从宪政意义上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我们现在宪法制度的大部分内容,是在1852年维多利亚议会制定的宪法中规定下来的。 在这部法律作出的制度安排中,三权分立原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的朋友,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先生,曾经断言三权分立原则是美国人的发明。但实际上很清楚,它的发明者是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盂德斯鸠。他认为在一个国家当中,维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的最佳途径,应当是实行权力分立以及分设不同的政府机构,而不是把权力托付给一个国家机构或组织。 自孟德斯鸠时代以来,在民主国家,国家权力传统上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分别授予政府、议会和法院行使。     

世界经济不均衡加剧与美国经济复苏

当前美国经济正出现好转,新一轮世界经济扩张是否到来?下面几篇文章主要从金融的角度,分析世界经济深层已极度失衡,美国通过不合理的全球金融体制和美元霸权,强制性地持续地使世界资金和资源流向美国,美国以损害世界经济维持自己的经济优势,在这种背景下的美国经济复苏是不可持续的。世界经济仍未摆脱危机。     

发展新疆特色农业经济的思考

当前,农产品市场已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尤其是加入WTO后,新疆的农业发展将受到更加严峻的竞争压力.本文围绕新疆特色农业经济的必要性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发展我区特色农业经济的对策和建议.     

索赔的分寸

岳先生的儿子在上学路上被撞,事故发生后,肇事司机驾驶车辆逃逸。儿子胫骨骨折,躺在医院里疗伤。不能就这么让肇事者逍遥法外!岳先生心急,开价每人每天200元,雇了6名出租车司机,在事发周边地区寻找肇事车辆和司机。岳先生想,等找着了人新账旧账一起算!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三天,一名受雇司机找到了肇事司机大李。经公安机关认定,大李对这起交通事故负全责。儿子住院期间及出院后的几天,正值小学升初中的总复习阶段,岳先生怕孩子耽误功课,聘请家教给孩子补习。待儿子顺利升学后,岳先生以损害赔偿为由提起诉讼,诉请判令被告人大李赔偿医疗费、住院     

泰人不是从何处来的

素集·翁贴是泰国《艺术与文化》杂志主编。1975年以《民意报》记者身份随同当时的泰国总理克立·巴莫访华来到昆明,1984年4月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的邀请,随同泰国总理府“中文文献有关泰中关系史料研究委员会”代表团前来云南省西双版纳、大理等地参观访问,进行学术交流。他回国后,分别在《向未来》周刊和《民意报》写文章发表访滇观感,就泰族族源、泰族史和南诏大理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