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东北: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我国政府最近作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战略决策,目标是把东北建成中国乃至世界的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基地。这个庞大的计划已经开始让人憧憬东北将成为继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之后中国内地经济第四增长极,并将开创一个“新东北时代”。 “三大经济战役”奏响重振序曲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有企业集中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发展滞缓,经济位次不断后移,被称之为“东北现象”。为解决老工业基地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1998年以来,国家在辽宁先后组织实施了“三大经济战役”——国企三年改革脱困、社会保障试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奏响了破解“东北现象”、重振老工业基地雄风的     

搞好广西出海大通道建设的思考

广西地处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南亚的结合部,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沿海、沿边、沿江,毗连越南,邻近港澳,区位优势非常突出。特别是广西南部沿海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明珠般地镶嵌着北海、钦州、防城等一个个天然良港,开发出来可形成年吞吐能力一亿吨以上的现代化港口群。早在本世纪     

联邦德国对第三世界的开发政策

一、三十年概况联邦德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开发援助始于五十年代中叶。当时,非殖民化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亚非万隆会议的推动下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美国出于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考虑,要求联邦德国“分担责任”,向新独立的国家提供开发援助。而联邦德国也正想打入这些地区,以满足经济扩张的需要,欣然同意了美国的要求。最初几年,新独立的国家尚少,援助的规模有限。随着民族解放运动“非洲年”的到来,新独立国家与日俱增。为适应形势的发展,联邦德国于1960年5月制订了《开发援助法》,并于同年10月设立联邦经济合作部专司其事,从而把开发援助提高到开发政策的地位。     

彭雪枫夫妇的补钉被

彭雪枫夫妇的补钉被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彭雪枫一向生活俭朴。他的爱人林颖虽然出身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但在彭雪枫的影响下，也长期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１９４１年，已经３４岁的彭雪枫与林颖结婚。当时，彭雪枫唯一的一床被子还是几年前别人送给他的，已...     

治学十诀

一心:荀子在《劝学篇》中说“君子结于一”,就是说要集中精力。 二分:梁启超提出,把每日所读之书分为二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则是浏览的。 三余:利用业余时间。三国时董遇常提出“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 四备:读书之时手边要备好字典、典故书籍、卡片和记录用笔。     

生产力标准讨论会综述

1987年12月19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召开了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学术讨论会。现将讨论中的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一、提出生产力标准的意义 有的同志认为,党的十三大报告在理论上有两个重大贡献: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它主要是关于我国国情的科学判断;二是重申了生产力标准,并且把它作为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胜利的核心问题,这就为我们的建设和改革提出了根本的参照系和价值标准。二者一起构成了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石。     

河套大黄醇提物对大鼠血清TC,TG的影响

河套大黄醇提物对大鼠血清ＴＣ、ＴＧ的影响☆张三保桂宏亮（安徽省铜陵市人民医院２４４０００）关键词：河套大黄；总胆固醇；甘油三脂河套大黄系蓼科大黄属植物（ＲｈｅｕｍｈｏｔａｏｅｎｓｅＣ．Ｙ．ｃｈｅｎｇｅｔＣ．Ｔ．ｋａｏ）根的块状茎，俗称波叶大黄（Ｒｈｅ...     

用氯酯醒治疗母猪缺氧一例

笔者用氯酯醒(对氯苯氧乙酸二甲胺基乙脂盐酸盐)成功地治愈一例母猪缺氧症。 症状 3月25日兽医站监利母猪两头(生产母猪、后备母猪各1头)突然发病,体温升高、精神萎顿、食欲废绝、呼吸异常、卧地喘息,后期呼吸频率每分钟100次左右、呈犬坐姿势、张口呼吸、喘声粗厉、鼻     

“纺纱状元”任弼时

“纺纱状元”任弼时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配合日本侵略者封锁陕甘宁边区。边区军民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自己纺纱织布、垦荒种地，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和广大军民...     

刑事和解实践中的行动者——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制度变迁与行动者逻辑

真正的制度创造者实际上是社会上的各个利益主体和行动者,历史就是在各个主体的行动中推进的。在各个主体行动的利益考量、相互博弈等过程中显示出制度运作的最为真实的生存逻辑。在刑事和解的制度化进程中,首先,作为行动者之一的司法机关不但在宏观上成为刑事和解在我国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而且在微观上,即在刑事和解的具体个案中,其以国家法律的权威和强制力量作为后盾,从程序上决定着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进行,以及和解后的处理结果等;其次,如果说,司法机关决定着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运作方式以及和解成功后的处理方式,那么当事人的博弈和实践便决定着案件的发展方向;最后,在这一系列的事件和宏观进程中,民众以及学者也以自身的方式参与其中,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化的重要推动因素和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