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党外干部的担当精神

担当就是接受并负起责任。勇于担当是一种境界,来自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尤其是对于党外干部来说,担当精神更是一种需要具备的政治品质。本文以党外干部为视角,探讨党外干部担当精神的内涵及提升和培养党外干部担当精神的路径。     

台湾社会住宅政策分析

住房问题是任何国家或地区社会生活当中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台湾地区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就颁布了许多与住房问题相关的政策法规,但始终未能完全满足台湾地区“居者有其屋”的基本需求。近年来台湾地区房价涨幅惊人,一时间住房问题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房价最高的台北市更是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台湾“全民健保”制度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曼（Paul Krugman）,曾于2005年11月在《纽约时报》专栏大赞台湾健保制度,认为,台湾健保制度可“提供美国全民在经济上纳保的范例”。强调短短的6年间,台湾人民的健保纳保率快速成长,从不到六成冲到九成七。     

赶超型协同:走向整合的社区治理——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例

近年来,我国各地相继挂牌成立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助推减负改革,与之同时推行的是基层治理单元中两委领导“一肩挑”政策。既然行政化对参与自主性及助人专业性的侵蚀是基层负担的症结所在,为何又将其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实际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在复杂环境下欲实现协同增效的政社跨部门组织,理论上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帮助社区实现减负,但其形成却是政社组织在未经分离状态下的整合,是一种在动员体制下由国家建构的赶超型协同。调研发现,赶超模式下的社区治理呈现出“以政补社”与行政制约的特点,居委会成员面临角色被动扩展、身份层层叠加的困境,社会工作陷入了专业缺位与财政限制的消极循环。基于此,社会工作专业秩序的建立与合理调节跨部门组织中不同制度逻辑的紧张关系成为了亟待探索的议题。     

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企共赢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观念更新推动理念创新,以文化发展推动管理升级是积极培育和发展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是实现企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良性互动.     

两岸关系制度化：从理性选择到社会建构

两岸关系制度化的动力来源包含理性选择与社会建构两大因素。从两岸关系的制度化进程来看,两岸双方以追求共同利益的理性计算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伴随双方社会化交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多的社会性因素被纳入制度化进程之中,推动着两岸关系的制度化向更高层次发展。推动这一制度化动力转变的机制主要包括三类：外部激励、规范说服以及社会学习。概括起来,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因素的双重动力推动了两岸关系制度化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两岸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下的制度化建设可分为制度规范兴起、制度规范内化以及制度化的深化三个阶段。     

中国书法在韩国

应韩国丽水市邀请,2013年底,我赴韩国参加丽水市“海洋观光产业投资说明会”.初到韩国,街面上偶尔会看到中国汉字的身影.随行的韩方美女翻译姜览娜告诉我,韩国有许多家庭挂有中国书法,这让我在异国他乡感到了一丝亲切.在丽水市金忠锡市长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在介绍了当地旅游产业投资环境以后,吸引眼球的项目就是赠送书法了.我写的书法是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句“巨海纳百川”,旨在反映依托丰富海洋资源的丽水市每年接纳着10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并以此拉动着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金市长看到这幅书法显得十分的兴奋,近距离地端详每一个字.尽管语言不通,但他的笑意一直写在脸上,连连说“很好”,并十分愉快地展开书法让大家拍照.     

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要突出案件查处

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是当前对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清理整顿的总的要求。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农村合作基金会运作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浮出水面。如何分析这些问题,探讨其产生的原因,特别是研究突破合作基金会中违纪违法案件的对策,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一、问题透视 农村合作基金会起步于八十年代,快速发展于九十年代,对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目前,基金会在运作过程中违规经营现象严重,有效资产状况逐步恶化,支付保障机制不健全,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农村的金融秩…     

股份制与中国国企兼容性的法津思考

本文以股份制自身的效率为研究基点,分析了它作为一种法律制度设计存在的优势以及内在的固有缺陷,并从股份制与中国国有企业兼容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借鉴、移植西方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过程中遇到的三大障碍：代理人成本问题更加突出;外部约束机制不力;缺乏资本运营能力。这三大难题均与目前法律环境的不完善密切相关。要提高股份制与中国国企的兼容性,使之发挥最大的制度优势,不仅需要法律环境的优化,而且需要其他的外在机制的协助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