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的观念之战——美国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背后

美国会不会把教科文组织当作以自身标准确立的反恐战争的又一舞台?     

公共外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一种分析框架

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对国外民众的外交形式 ,它的活动手段包括文化交流项目、国际广播和互联网等 ,其主要表达形式是信息和语言。目前 ,学界围绕公共外交争论最多的是它的理论归属问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 ,这一状态中冲突常有而合作不常有 ,从而使以信息和语言为主导、以非行为体国外民众为对象、强调“合作度”的公共外交难以获得概念上的支持。本文认为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 ,特别是愈来愈多的学者和决策者正把国际体系定义为“信息交流空间”而不是外部无序状态 ,公共外交可以实现其理论回归 ,融入国际关系理论。     

“小”韩国“大”韩国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的意识分为潜意识、意识、前意识,分别对应于个体的三重属性：自我、本我、超我。我尝试着用这三“我”去看韩国。自我：韩国人的优越感韩国人有很强的民族意识,甚至有一定的民族优越感。但韩国人的自豪是有理由的。50年前韩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但是到今天,韩国的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以上,进入了富国俱乐部——经合组织。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南中国海问题

南中国海主权争执与美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及东盟内部的领土争端与海洋权益划分问题。但由于该海域作为国际经济安全通道的价值不断上升；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际机构对其潜藏的丰富石油前景的估测和东南亚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海洋权益意识的凸现，南中国...     

妇女问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人类的妇女观经历了从"文化人"、"经济人"、"政治人"到普遍人权及可持续发展观的演变;考察妇女问题有3个维度,分别以男人、人和妇女自身作为参照系,并对应于平等、博爱、自由3层面内涵.从总体上看,妇女问题的症结在于生理基础-分工选择-环境强化综合因素的作用,因而其解决需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社会文明3个层次着手.妇女问题的实质是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人类异化生产的结果,其解决希望与标志都在于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与社会总异化的彻底消除,这从根本上有赖于社会的全面、自由与和谐发展.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基础北大核心

人类历史上,各种价值观的冲突此起彼伏,古有“十字军东征”,今有“文明的冲突”,都是过于强调自己价值观,对不同价值观包容性不够。近代以来,西方价值观以所谓的普世价值面目出现,滥用于世,给世界带来不可承受之重。     

如何克服中国公共外交悖论?

公共外交概念诞生于美国,与生俱来便带有自我中心、单向度、言行不一等美国基督教思维烙印。中国是世俗化文明和社会主义国家,其公共外交超越了"美国性",但面临西式话语霸权,呈现出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悖论,典型的有:他者化悖论、异化悖论及实力与形象的悖论。中国人传统上笃信知行合一,现时代应以社会化外交概念超越公共外交的政府—民众二分法及硬—软实力的二元对立,实践中努力让增长的中国实力更具世界性,继而为外部世界所欣然接受、所心悦诚服,最终实现中西方的相互包容。中国梦的提出,为此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塑造了灵魂,提供了中国社会化外交的理念支撑。化中国梦为世界梦,才能克服中国公共外交悖论。     

全球公共产品的中国方案

<正>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之世纪疫情与俄乌冲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遭遇严峻挑战。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作为一个整体,在共同挑战面前,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近年来,中国积极顺应历史之变、回答时代之问,凸显中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与担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共逻辑

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旨在探讨政党政治的未来,探索创新人类政治文明。中国和合文化超越西方对立型政党政治和分的政治哲学,推动再造政党,再造政党政治,从而也为自己正名。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与为人类服务的有机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共逻辑就是,传中共治党治国理政经验,造共赢之势;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共方案,践大道之行;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中共担当,呈公共产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推进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全球治理,必须推动构建新型政党关系。"一带一路"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彰显共产党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信与自觉。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对话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外交思想,随后又将其写入新党章和新宪法,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又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明确概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对于这个当今国际关系学界和实务界都十分关注的外交新理念而言,它提出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和价值何在?它对未来的中国又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本刊特邀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