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模式与现代格局复合型城市——台湾的市街漫游

前不久的台湾之行，虽只十几天，却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去之前，与许多人一样，心向往之的多是阿里山、日月潭等风景名胜。但当去过之后，在饱览山水胜景之外，反而对台湾城市的市街印象更深。原因想是风景名胜，各地相似处不少，而台湾城市的市街倒是颇具特色。不论是大、中、小城市均有自己的特点和引人注目之处。     

非典:一个警告

很可能,我们过去对于许许多多预料到的灾害已有较充分的准备。诸如洪水、蝗灾、林火、地震、空难乃至其它的寻衅和侵扰等等,都有了有效的应对措施,但对突如其束的传染性极强的疫病,而且还是一个生面孔的“狼外婆”,则一下子不那么适应。“非典”病毒这个罪恶精灵瞅冷子给了我们一个警告。这时我们想起古人的警语: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挤进历史深处的南漳水镜庄

读者对公元二三世纪之间三国时期这段历史最为熟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此书虽系小说，但“三分为虚七分为实”，大致脉络和主要人物还是基本上有依据的。在中国版图上，三国故事的发生地最多的应是今之河北、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等地。当然，也涉及到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山东、甘肃等省的一些地方，但最有声有色、最脍炙人口的故事发生地，我觉得应首推今之湖北，而湖北又多集中在荆襄地区。     

论被害人的控诉

公诉案件性质决定 ,被害人在执行控诉职能上并不与控诉机关并驾齐驱 ,而是有主次之分。控诉机关的控诉始终是公诉案件中的控诉主轴。     

论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主体地位 ,并赋予其更加广泛的诉讼权利 ,但在其权利保障方面 ,立法上仍有缺陷 ,故为确保被害人充分参诉 ,立法应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并应完善被害人的诉讼代理制度及建立对被害人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探析

因被害人与案件结局有实体上的直接利害关系,案件结局涉及被害人利益的维护,所以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是合理的.既然被害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那么若让其被动地接受别人为其安排的诉讼结局,而其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无能为力,则其主体地位就会受到贬损,这不符合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因而,必须使被害人作为诉讼主体充分、有效的参与诉讼.而在诉讼的各角色中,只有当事人地位有此功能,所以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是必要的.这一合理性与必要性便构成了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理论基础.     

持有型犯罪争点探微

持有型犯罪中争论较大的两个问题就是持有的构成与持有的性质。持有是主客观的统一 ,只要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所持物的存在、客观上控制特定物品就可构成持有 ,无需认识所持物品的性质 ,控制并不受时空限制。刑法中的行为不同于自然意义的行为 ,它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的举止 ,因此否认持有的行为性是没有根据的。作为与不作为的界限在于所违反规范的类型 ,持有作为第三种行为类型无论在形式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不能成立。持有的性质只能视具体情况而定 ,通常情形是不作为 ,在仅有获取持有行为时才是作为     

论不可罚的教唆行为

在现行共犯理论中,教唆行为必受刑事处罚已成定论;而司法实践中,对于某些完全符合教唆行为的法律特征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又于理难容。基于现行共犯理论与实践的冲突,文章提出了不可罚的教唆行为的新命题,并对不可罚的教唆行为的基本特征、立论依据及理论与实践价值作了必要的阐述。     

“红都”感怀

往往有些地方知名度很高，但过去因为交通不便等原因，较少有人光顾。赣南的红都瑞金，以及离它不远的将军县兴国、长征始发地于都这些有名的地方，我多年以前就想去的，可直到今年才有机会对它们进行采访，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可以这么说，如果对这些地方一一深加记叙，恐怕数以万言也不足以穷其面貌，所以我只能择其印象最深而又能悟其新意者精要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