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电力设备四情形最高可判死刑

已于8月21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破坏电力设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破坏电力设备罪有四种情况可判死刑，即属于刑法第119条第1款规定的破坏电力设备“造成严重后果”的四种情形包括：（一）造成1人以上死亡、3人以上重伤或者10人以上轻伤的；（二）造成1万以上用户电力供应中断6小时以上，致使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四）造成其他危害公共安全严重后果的。《解释》规定，具有上述四种情形之一的，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儒学价值的重塑与和谐文化的构建

本文分析了我国儒学在新世纪儒学价值的现代转型和21世纪儒学价值的重塑问题。藉以启示我们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和谐文化已经成为文化工作主题,我们应该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哪些争议由仲裁机构解决

仲裁,又称为“公断”,指的是纠纷出现以后,双方当事人自愿地把它交给共同所依赖的第三人(仲裁机构)来作出裁决,一裁终局,双方当事人不得对裁决持有异议,并且必须自觉地执行裁决,否则,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这么一种解决争议的办法。仲裁的这种性质使它具有以下一些特点:①自愿。所有的当事人都必须自愿把争议解决权交给仲裁机构,只要当事人的任何一方不同意去仲裁,仲裁机构就不得对争议进行裁决。同时,当事人还可以选择仲裁机构、仲裁员,约定仲裁程序等,这是仲裁同到法院起诉无须征得对方当事人     

哪些财产不能当作遗产来继承

①夫妻共有财产属于死者配偶一方的财产及家庭共有的财产中属于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②人身权不可继承;③抚恤金、生活补助费(这是国家或有关单位给被继承人家属的物质帮助);④自留地、自     

米尔健·达马斯卡学术观点的功用性和真确性

在《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一书中,达马斯卡教授关于制度性安排的两组概念模型的提出[科层型权力组织与协作型权力组织;政策实施型程序与纠纷解决型程序]将那些涉及司法制度和政府治理的变量化约为一套便于掌握的范式,彰显出概念性研究的首要价值——功用性。而在《漂移的证据法》中,达马斯卡超越概念性研究转而专注于实证研究。其研究志趣从功用性转移到了真确性,然而研究方法却并没有改变。对概念性研究路径的依赖导致《漂移的证据法》之核心命题的构建失去了客观性。尽管如此,Ⅸ漂移的证据法》依旧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它提醒学术界应当注意概念性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差别以及忽略这种差别所导致的诸多问题。     

毒品犯罪特别再犯条款研究

刑法第356条设置了针对毒品再犯从重处罚的规定,但该条款却一直为刑法理论界所诟病,在司法适用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不仅表现在对其性质问题、适用问题的争议较大,而且还存在难以实现重点打击、难以走出法律适用困境的立法缺陷。对此,应从排除对轻罪再犯从重处罚、排除数罪并罚条款适用和排除一般累犯条款适用等三个方面,实现对毒品犯罪特别再犯条款的立法完善。     

宋朝法制文明对我国法治发展的镜鉴

在宋朝法制文明引领下,促进了皇帝与士大夫“法治”意识的提升,即注重培养官民“法治”素质,储蓄“法治”人才,同时重视“民生”领域的建设与“法随时转”。虽然,宋朝的法制文明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与我国现代法治目标有根本性区别,且伴随法制发展,出现了律法冗杂、“重刑”思想加剧等极端性问题。但我国现代仍应对此辩证分析,择善而从,从宋朝法制文明的经验中寻求治理之道,为我国现代的良法善治提供历史镜鉴。     

瑞士反洗钱法律与实践

20世纪前期,瑞士实行严格的银行保密法律。根据1934年11月8日通过的《关于银行和储蓄银行的瑞士联邦法》,当客户不同意披露身份时,银行就不能向监管者和执法官员提供相关信息。如果违背了保密关系,则要承担民事赔偿。《瑞士刑法典》也规定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客户身份信息。不正当的披露行为可能会被处以监禁和罚款。在这一阶段,反洗钱立法中关于披露客户信息的本质和要求是明显与瑞士银行法和刑法的法律原则相冲突的。瑞士银行业所奉行的严格为顾客保守金融秘密原则加上全面周到的服务.     

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法律机制研究

公共数据包括公共管理数据和公共服务数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保护国家安全与个人合法权益以及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是建设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法律机制的三项决定因素。公共管理数据是公共性最强、可共享利用程度最高的数据。推进实施公共管理数据共享法律机制是建设整体政府、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其关键在于建设全国及地方统一政务数据平台。公共管理数据授权开放包括狭义的公共管理数据开放和公共管理数据授权运营，其重点在于促进市场主体对公共管理数据的多元化利用。公共服务数据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但其同时也具有民事权利客体的性质。公共服务数据确权授权法律机制应当确认公共服务机构对公共服务数据享有数据财产权，同时在现有法律规则的基础上赋予公共服务数据更高程度的开放性，充分释放其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