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汇率危机与银行危机之间的关系:信息和预期问题

在新兴经济体发生的国际收支危机中,银行体系起着关键的作用.本文强调了三种模型,它们分析了与近期汇率危机相关的各类因素.     

为基层组织建设添活力

正镶白旗在推进"三级联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集中投入、合力扶持"的联创新理念,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和强劲动力。"集中投入、合力扶持"创意的提出。近年来,正镶白旗提出了"围绕‘两转双     

治理的转型：全球化、分权与政府的作用

在过去的一代人时间里，美国政府经历了一场稳步的但却是静悄悄的转型。传统的程序与组织越来越成为讨论的边缘性问题，而新的、多为非政府的程序与组织则已经构成公共政策的核心。在实施公共事务方面，美国政府在相当大程度上已愈来愈多地与其它各级政府、私人公司和非赢利机构一起分担职责。     

论塔塔尔族对近代伊犁教育事业的贡献及影响

塔塔尔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近代自俄国迁入新疆伊犁等地后，积极创办各类新式学校，并在师资、教材、管理和资金诸多方面，对兄弟民族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扶助，为伊犁等地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及社会经济的进步，作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塔塔尔人所形成的重视教育和人口素质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对此，我们一定要格外珍惜并加以发扬光大。     

完善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思考

所谓医疗责任保险,就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因为过失行为、错误或疏漏或业务错失,违反其业务上应尽的责任,直接导致病人身体伤害或死亡,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责任保险。西方称之为医疗过失责任保险,是责任保险史上最为现代的一个险种。随着我国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医疗赔偿诉讼越来越多,赔偿额也越来越高,医疗机构的医疗风险也在与日俱增。目前在我国的不同地域内,适用的是多元化的医疗责任保险模式。     

全球外包浪潮中的东南亚：趋势、机遇与挑战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企业纷纷将其经济活动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这一全球性的现象对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尽管还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 ,外包现象指的就是企业战略地运用外部资源来进行它过去用本地的人力物力进行的经济活动①。这就涉及到企业要与专业有效的服务提供者(通常在另一个国家)签订合同 ,要求他们长期为公司行使某些主要的职能。外包背后的主要目标是减少全球业务成本 ,保持竞争力。全球外包大致发展成了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信息技术服务外包(ITO) ,它牵涉到一个或多个服务提供者提供部分或全部信息系统 ,外包的业务通…     

苏联与东南亚

本文作者把苏联在东南亚的活动联系到苏联的全球战略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东南亚(除越南外)的兴趣并不大,因为苏联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和中东地区。这种观点是十分片面的、有害的。实际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很大,除欧洲和中东外,它与美帝争霸遍及全世界。它在东南亚地区也同样千方百计窥测方向,进行扩张活动。作者的观点在东南亚国家中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特予译载以供研究参考。     

英国学派与全球国际关系学:一项研究议程

作为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英国学派在诸多方面可望对更广泛的全球国际关学研究议程作出贡献。这是由于二者之间有着共同的关切,比如都重视历史和文化。同时,英国学派还可以在如下方面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理念和价值观更紧密地保持一致,即更加深入地参与研究植根于剥夺、暴力和殖民主义的全球国际社会的起源问题,更加本土化和多样化地理解“社会”的概念,更加清晰和有根据地将“国家”概念化为一种基础存在论,遵循解释主义的善意原则,以及将国际社会的“全球性”的假设问题化。由此构成了一项暂定的研究议程,它强调实地调查、当地习俗和语言、档案的价值,并且重视立足于具体的社会语境来形成国际社会理论。     

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中国、美国和印度之间的三边关系近来比较引人注目。冷战期间三方中的两方经常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方,中印在经历短期的友好以后,也曾相互开战,之后美国因素逐步变得重要。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国和印度都在积极与美国发展关系,同时中印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当前在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过去那种对抗和遏制的模式将不会再现,三个国家将更加紧密地结合。尽管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依然重要,但在现实中其作用正在降低。     

中美伙伴关系的战略机遇?

本文介绍了美国学界和政界对中国崛起的几种看法。第一种是少数人的观点,但在保守派里非常普遍。他们认为,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威胁;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安全挑战,但首先应被看作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和经济机遇,同时需要对其采取“两面下注”战略。本文认为,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指导着布什政府的全面对华政策。第三种观点认为,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应对21世纪挑战的潜在伙伴,中美两国应该密切合作,共同处理全球化带来的矛盾。本文认为,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新的战略环境,可能阻止中美之间出现战略竞争。中美两国需要趁目前关系全面改善的好时期,“锁定”一种基于全球化时代战略现实的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