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和联合国中的欧盟:确保全球善治?

本文分析了欧盟(EU),二十国集团(G20)和联合国(UN)之间的关系。这三个组织以不同的方式标示着全球秩序的变革,身处其中的国家通过更密切的合作以应对跨国挑战。然而,这些组织的本质和运作方式各不相同。本文考察了欧盟在G20和联合国中的代表性问题,以及欧盟如何致力于塑造更加有效、连贯的全球治理体系。在G20中,欧盟享有正式成员的优势,但在联合国体系中没有出现这一情况,欧盟必须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发挥作用。     

交互性的粘合剂:阶级的政治优先性

本文探讨了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与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压迫维度的结构性差异。社会阶级不仅仅是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共同体,更是历史的现实或潜在主体,统治阶级从各个方面塑造着社会存在的主要特征。所有受压迫的共同体都必须意识到,他们拥有共同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利益,并且有必要以此为纽带团结起来,共同反抗统治阶级。然而,这种团结意识如今受到了国家压迫、身份政治以及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阻碍。只有克服这种阻碍,才能实现被压迫者的大联合。     

中国和世界的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引发世界广泛关注。中共十九大不仅对中国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世界未来走势有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得到各国积极呼应,"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中国将逐步成为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中国崛起也将引发欧、美、中等大国关系出现调整变化,欧盟有望与中国进一步加强相互理解,开展更多务实合作,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社会资本的成因及后果在个人层面的证据

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社会资本是公民之间的合作关系网络,这些合作关系促进了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尽管参与共同体与对他人的信任之间的互反关系一般被理解为是共同体的属性,但这种互反关系证明了社会资本在个人行为和态度中的存在。以此为出发点,文章假设:社会资本的多样性可以用公民与其共同体的心理牵涉以及公民的认知能力、经济来源、一般的生活满意度来解释。除了对实际运转措施的特定控制外,社会资本的多样性影响着公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该文的研究方法是在一个     

阿尔夫·罗斯的权能概念

丹麦法哲学家阿尔夫·罗斯认为,权能乃是一种在法律上得到证立的,通过并依据对相关效果的宣示,从而创制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效果)的能力。就此而言,权能在本性上具有可能性、规范性、处分性、表示性;权能规范属于构成性规则;权能的理由是基于私人以及公共领域的自治。但富有争议的是,根据以其命名的"罗斯化约定理",所有其他规范性概念都能够被化约为义务概念;又由于权能规范规定了创制义务规范的程序,并使得主体负有义务根据该义务规范而行动,因而权能规范也可被化约为义务规范。然而,通过否定化、关系化、潜能化三项逻辑运算可以得出,虽然权能蕴含着潜在的义务,但是反之并不成立。义务不仅能通过权能的行使,也能通过其他行为,譬如不法或犯罪行为,得到证立。布列金由此认为,罗斯在后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化约主义立场。但是,权能规范仍然可以被理解为合秩序性创制的行为规范之行为规范,具有元规则地位;只不过创制行为所体现的私人以及公共自治具有不可化约性。在此意义上,罗斯化约定理的核心部分仍然是真实的,他关于权能的立场也是一以贯之的。     

医院文化建设是优化医院道德环境的主题选择

近几年由于医学不断进步及社会风气变化给医院的道德环境建设带来很多新挑战,同时医院管理和道德教育的不足等多种原因致使医院的道德环境建设面临新问题,医院和医护人员的形象受到一定的影响,急需优化医院的道德建设。医院文化建设应引导医护人员价值选择、行为规范等方面着手,将其当成优化医院道德环境的主题选择。通过医院文化建设达到医护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思想道德观念,建立健全医院文化建设机制,并利用适当的激励手段、方法来达到强化医护人员价值选择、行为规范和优良医远道德环境的最终目的。     

中国语境下"廉政生态圈"功能意蕴与现实研判

廉政生态圈由廉政精神、廉政制度、廉政物质、廉政行为共同构成,能对权力异化、腐败行为形成有效威慑力。廉政生态圈对于廉政建设有特殊意义,能在突破廉政运行滞碍、弥合廉政要素张力、克服廉政建设续航不足、消除廉政主体弱化等方面发挥重要功效,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廉政生态圈建设将会成为廉政建设新的增长点。现实中,我国的廉政生态圈建设面临着非廉政"成分"侵蚀、腐败行径新变化、社会廉政氛围不浓、廉政生态圈要素联动不够等方面挑战,需要通过精神倡廉、制度保廉、行为固廉、物质促廉的实践路径,来强化廉政生态圈的辐射力、保障力、约束力、导向力,最终促成其健康持续运行。     

审视新自由主义向后新自由主义变种

随着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升级,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达到高潮。在反抗运动爆发之前的几年中,媒体和博客已经对此有所推测,某些评论家很快表态,认为新自由主义将在我们的努力下终结。然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终结之后的"后新自由主义"是否存在尚不清晰,因为其支持者仍继续将新自由主义看作一个单一的、静止的、未分化的终极状态。尽管我们渴求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束缚,但是,如果我们确实希望摆脱它,就必须承认新自由主义具有顽固的延续性。事实上,我们应警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持续不断的"波动"和危机。     

从“责任担当”到“责任效能”：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转化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事业要求共产党人具有自身规定性的“责任担当”，但实践的复杂性容易使这一“责任担当”流于形式。基于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责任”理念和“担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认识到社会主义事业的高要求，强调在党的领导的过程中坚持“责任担当”，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统合责任、压实责任。同时，不断创新制度转化机制，通过“四责协同”使“责任担当”理念向“责任效能”转化，把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使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的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