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本文认为．为了实现知识产权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源配置必须遵循效率、公平等原则为指导,通过配置主体的优化、配置方式的优化。配置结构等的优化实现知识产权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检验

县级政府承担了我国绝大部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责任,县级也是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最终落脚点。本文运用1994—2009年中国县级社会经济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那些财政自给能力弱、财政努力程度低的县级地区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表明促进财政均等化是中央向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目标;2002—2009年期间,那些教育供给水平低的县级地区获得了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表明相比于分税制初期,近年来中央政府开始关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素。研究还发现,县级经济发展水平、政府人员规模与财政转移支付正相关,表明"经济效率"和维持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也是中央政府在转移支付分配过程考虑的因素。本文的发现对推进我国转移支付制度顶层设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未来的改革应强化转移支付的积极效应,同时降低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后发赶超 加快建设“两江明珠 魅力水城”

正近年来,湖北省沙洋县委、县政府明确提出"创新转型、后发赶超"的基本思路和"两江明珠、魅力水城"的建设目标,积极拼抢时代机遇,更大力度地抓改革、抓项目、抓园区、抓民生、抓环境,县域经济呈现蓬勃发展之势。2015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4亿元,增长9.5%;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11.5%;固定资产投资159.52亿元,增长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0.2亿元,增长13%;直接利用外资3890万美元,增     

盯紧抓实基层基础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金塔县坚持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目前的最大政治任务、第一民生工程、最大发展机遇,坚持资源下沉、人员下派、重心下移,科学配置组织、干部、人才资源,全力推进基层党建和精准扶贫深度融合,为全省首个整建制移民乡镇——羊井子湾乡整体脱贫、传统农业大县插花脱贫探索了实践经验. 聚焦最大政绩,筑强堡垒挖“潜力”.研究制定了《金塔县2016-2018年基层组织建设规划》,分5个领域出台配套实施意见、目标责任书和工作清单、责任清单,持续深化素质拓展提能、“先锋引领”提效、多极突破提质、品牌培育提标、薄弱攻坚提档“五大行动”,强化基础保障,增强服务功能,推进基层党建全面从严、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率先启动《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建设三年规划》《组级党群活动室建设五年规划》,按期完成了86个村级党群服务中心、452个组级党群活动室建设任务,跟踪抓好了“四件实事”落实,构建了县有行政便民服务中心、乡(镇)有便民服务大厅、村有便民服务站、组有便民服务代办点的“四级服务网络”.     

围绕改革 构建机制——推进边防部队文化建设科学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改革为主题,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当前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重点是完善文化管理机制,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边防部队文化建设必须充分围绕改革进行不断创新,才能经久不衰。     

党员干部要讲“认真”

“认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毛泽东有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2015年年底,习总书记在听取河北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讲‘认真’不仅是态度问题,而且是关系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大问题,是关系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大问题,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党和国家领导入的重要论述警醒我们,讲认真,党组织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讲认真,党员干部才有良好的形象;讲认真,我们的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兴旺发达。     

强化基层政治干部队伍“六种能力”

基层政治干部是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组织者与实施者，他们能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贯彻落实《大纲》的层次和力度，影响教育的质量和效果。贯彻落实大纲要求，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效果，必须注重强化基层政治干部的“六种能力”。     

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是公款和特定公物 ,但行为人挪用非特定公物归个人使用 ,价值较大 ,情节严重 ,也应构成本罪 ;为了个人私利 ,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 ,也可以构成本罪 ;实践中 ,还存在挪而未用 ,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等等问题 ,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及其权限职责

行政强制是国家公权力以强制方式和手段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进行的限制,是行政法治化的重要领域;制定行政强制法是完善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乃中国民主与法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行政强制立法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分配以及行政强制具体实施制度的设计等基本问题。为此,本刊特约国内知名行政法学者、专家,就行政强制法治化所涉及的强制执行实施制度、地方立法在行政强制领域的设定权限、行政强制的性质与该领域的司法功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及其权限职责,以及行政强制执行中被执行人与第三人的法律地位进行研讨,以资立法实务与学术研究之需。     

军事经济学领域再现争鸣

伊拉克战争后,国际理论界围绕军事支出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出现争鸣。其实,军事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老话题。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贤们就认识到军事对经济的影响,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另一方面,“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百姓之费十去其七”。[1]人类对军事与经济关系的早期认识,主要是从战争角度去分析经济的重要性,关注战争对经济的消极影响。随着科技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演变,二者关系愈益复杂。今天关于军事与经济关系的争论焦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