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改革推动者的公共服务人员

在当前的公共行政环境下,公共服务人员以及研究公共事务的学者愈发难以摆脱对经济效率的强调,而过度强调曾将该领域中的各种重要问题,甚至包括社会公平都排除在外了。公共服务人员是一种角色定位,除了基于功绩的官僚体系所预期的特征外,还包含有明确的专业知识和实践领域以及某种程度不受政治影响的自主权的人。公共服务人员作为社会改革推动者的潜力,核心重点是通过对公共服务运行系统的选择来推进社会公平,具体是在一个批判性理论框架指导下,公共服务人员采取六类行动,改变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平衡。     

Confrontation Will Backfire

Washington’s Cold War mindset and obsession with militarism both lead to a dead end.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changing and a new constellation of forces emerges.Yet the U.S.clings to obsolete geopolitical theories and strategies.Sticking to past strategies and obsolete alliances limits Washington’s flexibility and options amid historic global changes.Can the U.S.have a sustainable future with prosperity if it does not adjust correctly within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itioning to multipolarity,polycentrism and pluralism?     

《重庆日记》之盟军轰炸东京4

正各方反应刚刚午饭过后,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所的一间屋子里传来了重大新闻,日本同盟通讯社和东京广播电台报道称,日本本土遭受了盟军的首次轰炸。这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我们奔走相告,并试图找到中国政府的官方声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博士,针对这一报道作出了庄严而克制的评论。他说:重庆视针对日本东京和横滨受到盟军轰炸的消息是重大的进展;这是美国政府之前对盟国承诺的很快将战火带到日本本土的实现。除了针对日本战争物资层     

法国社会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模式、历史与逻辑

法国社会党与执政的关系非常独特,"雄心壮志"与"后悔莫及"两种状态不断变换纠缠。由法国社会党高级官员阿兰·贝尔古纽(Alain Bergounioux)与巴黎政治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原主任热拉尔德·格伦贝格(Gérard Grunberg)合著的《梦想与追悔:法国社会党与权力关系100年》     

网络安全的公民合作:自救、义务警员和网络犯罪

鉴于各国维护网络安全的资源和能力有限,集体或个人在不同程度上组织和协调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本文确定了公民合作维护网络安全不同形式和对付意外后果风险的注意事项,为建设性地促进公民/网民合作生产网络安全提出了保障措施和原则。虽然安全合作生产有助于社会控制,但只有那些在法律范围内的活动才值得推崇,公民/网民的私人行为对合法性边界的试探应受到严格限制。     

俄罗斯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中的民族价值

本文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政治和社会进程社会学教研室主任、社会学博士В.Д.维诺格拉多夫为本刊撰写的专稿。文章着重探析了民族价值与当今俄罗斯国家民主发展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重视俄罗斯文明特点的国家民主化,一方面反映并捍卫着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形成了     

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

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的危机,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而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厘清苏联解体的原因,需要我们应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以及意识形态语言的藩篱.应区分苏维埃构想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而只是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和苏联人发展的新形势.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是在 1905-1917年革命、内战、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30 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当时的环境导致苏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选择的范围很小,只能基于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摆脱"斯大林主义",摆脱动员发展状态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并由于冷战而深化其严重性.苏联既是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更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 30年才成熟.苏维埃制度早期的合法性源自对群众对社会苦难的记忆.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至 20世纪 60-70年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一种隐性的危险日益增大,即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乃至消失.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这种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而新一代领导人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党的高层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他们自以为掌控着国内进程,但实际上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日益激进的改革导致雪崩式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20世纪20至50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     

为什么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比俄罗斯更不平等?(上)

本文是德国劳动研究所研究人员B.古斯塔夫森、李实以及俄罗斯罗斯托夫国家经济大学的卢德米拉.尼沃若兹基那于2010年12月合作撰写的题为《为什么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比俄罗斯更不平等?》的研究论文。文章使用统一的微观数据研究了中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