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家”的共性

多少年来．“野心”一直是一个贬义词。可是，既然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那么没有野心的领导，也绝不会是一个好领导。     

共青团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职能发挥的问题探析与对策研究——以县级团委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有效发挥共青团职能,是共青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展工作的“题中之义”。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县级团委为例,通过调研,对共青团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职能的经验做法进行总结,对存在的不足进行梳理,同时提出共青团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更有效地发挥职能的三条对策建议：着眼于提升引领力,加强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引导能力;着眼于提升组织力,以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促进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着眼于提升服务力,加强共青团提供服务的专业性。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增强高校宣传工作实效性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现代社会,宣传舆论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能不能把宣传舆论工作抓在手上,关系人心向背,关系事业兴衰,关系党的执政地位。"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精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握宣传引导的方向,追求宣传工作创新,体现宣传工作的实效,唱响促进校园和谐的主旋律,着力推动和谐校园建设。     

论行政权对我国人大预算监督的影响

人大预算监督的实质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预算的审批和监督其执行。做好预算审查监督工作,对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规范政府的预算行为,推进政府依法行政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预算的基本概念出发,介绍了我国预算监督体制概况以及我国人大预算的几种基本的监督方式。从而进一步说明,在实践中行政权对我国预算监督的影响表现在对预算监督主体,人大会议程序,预算监督活动,监督权以及知情权行使等方面。最后,对减少行政权对我国人大预算监督提出了几点建议。     

志愿者动机之社会和文化起源——六国大学生调查情况比较

虽然有关志愿者活动的参与以及志愿者动机(Motivationsto Volunteers,以下简称MTV)的研究已经受到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持续关注,但是,从文化和政治背景来解析的研究却鲜见。本文对志愿者活动的社会起源论和信息传递论这两种理论进行了比较,阐述了不同国家志愿者动机的差异,着重分析了来自6个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5,794名学生各自的反应。所得到的结果有力地支持了信息传递论,与此同时却淡化了社会起源论。文章得出结论:参与志愿者活动系个人的决定,更多地受个人影响,当然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巨大的社会力量的影响。     

“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成功举行

6月28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在福州市成功举行。来自中美两国使领馆外交官及民间、地方、企业等各界人土约150人出席论坛,共同重温31年前习近平同志帮助美国老人圆梦鼓岭的感人故事,围绕“传承友谊薪火,共创美好未来”主题开展深入交流。     

林松添会长在巴拿马友好访问

4月27日,全国对外友协会长林松添一行在巴拿马进行友好访问。巴拿马前总统、运河事务部长罗约,外交部副部长奥特罗,巴拿马城市长法布雷加分别会见了代表团,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魏强、友协美大部主任沈昕等参加会见。     

“新式”数字贸易规则的演进趋向研究——基于UKSDEA和KSDPA的视角

UKSDEA和KSDPA是“新式”数字贸易规则发展演进的最新产物,在规则深度和广度上相较于DEPA均有所提升。升级后的“新式”模板不仅深化了既有的新兴技术规则,还独创性地增设了新兴技术标准规程条款,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新兴技术规则制定的标杆。同时,升级后的“新式”模板细化了数据治理规则,提出数据创新的具体举措,尤其是针对金融服务数据的跨境流动和存储进行了专门规定。此外,升级后的“新式”模板还强化了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并且聚焦于构建更为安全的网络环境,着意打造更加完备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在中国加入DEPA工作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新式”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动向值得中国重点关注与理性借鉴。要厘清我国现有数字技术的实施标准,对其中与国际通行标准不符的部分进行更新调整;应积极磋商,寻找规则中与我国国情存在冲突之处合作的平衡点;以攻为守,积极提炼和对外输出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     

魔鬼、精神与大象——对公共行政学理论失败的反思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那些给公共行政领域划定了边界的领军式的理论家们,专注于攻击价值中立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罪恶。文章对过去半个世纪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进行了评论,这是一种挑起争议的评论,评论的焦点是西蒙-沃尔多争论,该争论最终导致公共行政学接受了一种专业身份,而不是在社会科学中寻求学科地位。对该领域的学术领袖和看门人近期著作所作的审视表明,这种反实证主义研究的迷狂仍在继续,而无视社会科学中的重要进展。公共行政学家要进行一场政治的与范式的变革,以满足将该领域推进到一种学科地位的需要。     

中国安全挑战和大战略的演变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安全观和大战略的发展演化进程中,既有历史连续性的一面,也有发展变化的一面。其中变化性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实力大幅度提高,其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这种双重变化影响了中国历任领导人为保障政权安全对大战略所做出的巨大战略抉择。在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时期,中国相对弱小,面对强大对手的严峻军事威胁居于绝对弱势,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以应对明确外部安全威胁为中心的大战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日益强大,但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日益复杂化,中国领导人在大战略抉择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重大意义。21世纪中国面临国内外新的安全挑战,这是冷战时期国际秩序终结的结果,这也是中国1979年以来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