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公证制度

<正> 公证的概念和任务公证,是完成公证事务的国家机关的体制。1973年的苏联国家公证法和共和国国家公证法,规定了公证机关的组织和活动。1974年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家公证法。国家公证处的任务,是通过对无争议的权利和有法律意义的事实进行认证,来保护公民和组织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律秩序,预防违法行     

深入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

1987年7月8日,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举行了一次共产国际史研讨会。会上,来自莫斯科许多学术研究机构的学者就苏联共产国际史研究状况和迫切任务发表了各种看法。《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87年第10期刊登的这篇文章,综合报道了这次研讨会的情况。文章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苏联共产国际史研究的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绩;第二,第三部分记述了苏联学者对如何评价共产国际的活动提出的新见解和对共产国际史研究申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的反思;第四部分简要地说明了这次会议的意义。这篇文章发表后,我国的一些报刊曾对文章内容作过简要介绍。为便于史学工作者全面了解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现将其中的第二、第三部分全文译载如下(文中小标题为原文所有)。     

一九八三年拉丁美洲经济形势

概述和结论一、概述1983年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有两大特点:一是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这场危机开始于1981年,并在1982年达到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未曾有过的严重程度;二是拉美大多数国家为减少前几年对外部门出现的严重逆差作了巨大努力,在经济上进行了调整.     

摇摇晃晃的长堤

据东南亚国家联盟五个成员国中的一位外交官说:“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原则上都赞同东南亚中立化,但热心程度则各有不同。”例如,泰国对于任何“过早地”废除在该国的外国基地的计划是愈来愈不感兴趣。最近从曼谷发出的谈话暗示泰国将为不属于这项计划的所辖范围而感到欣慰,这类谈话表明泰国对过去导致一位高级官员前往北京举行非正式会谈的做法正在进行重新估价。     

在自治的基础上不断改造南斯拉夫政治制度的主要途径

政治决策机构的社会化和议会制度的转变首先必须要遵循的第一个途径,就是改造那个按照宪法概念组成整个决策和制定政府政策机构支柱的机关和制度的体系.简短地讲,这些机关和制度就是从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发展的开始阶段到今天的所有宪法都称之为最高权力机关的社会政治共同体议会,也就是在宪法     

国际法在美国军事学院的地位

美国的军事学院,是对那些被定为美国未来的领导者和政策制订者的军事和文职官员进行高级阶段军事教育的.在这个军事学院,如何最有效地进行国际法教学的问题,在过去十年中曾定期地得到考虑.作者在美国国立军事学院负责国际法教学工作已有七年,现就国际法教学的重要性、作用和组织作一些评论.军事学院毕业的军事和文职官员在制订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他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吉塔连科致余世诚教授的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东营市石油学院马列教研室余世诚同志尊敬的余世诚同志: 根据您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杨明斋1930年后在苏联居留情况的询问,我受委托告知您如下: 据查存档文件,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的领导许可,在走私者的帮助下非法越过中苏边界。到1930年秋他都在哈巴罗夫斯克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来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译者按)并在《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杨明斋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木斯克,在那里当勤杂工。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满后,杨明斋到了莫斯科并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     

一支曲别针的侦探故事——电子计算机可以指出罪证

<正> 一位长时间出差,途经几个城市的飞机乘客在归途中,发现在自己的手提箱里有一块砖,一块普普通通的红砖。手提箱内的这块砖显然不是谁无恶意开的玩笑,因为它正好补足了箱内被盗贵重物品的重量。那么,怎样才能查出罪犯,如果只清楚盗窃事实本身和乘客的飞行路线,而唯一的物证是一块与成千上万块一模一样的红砖呢?按逻辑推理:小偷很可能与飞机乘客的服务性工作和行李搬运有着直接关系。如果小偷     

泰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关系

泰国贸易关系史 泰中关系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自从兰甘亨王朝以后,泰中双方交往频繁,持续不断,尽管当时还不象今天这样互派常驻使节,但泰国官方却常遣使团出访中国,直至1942年,因中国内部发生了严重事态,这种关系才一度中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泰国与中华民国于1947年签订了友好条约,于是,在泰中关系史上首次互派了使节和领事。当年,泰国任命的大使被派常驻中国。后来,国民党退踞台湾,泰国驻华大使馆也跟随迁往台北。     

“东盟与跨国公司”讨论会——跨国公司与东盟的关系:背景情况探讨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与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于1977年3月在新加坡联合召开一次有关跨国公司与东南亚的关系的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东南亚各国的企业家和高级政府官员,以及一些跨国公司的负责人。现将1978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出版的《东盟与跨国公司》一书所辑录有关此次讨论会的二个材料译载于下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