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球的举国体制及职业化发展现状分析

网球运动是一项长期受到欧美国家在国际赛事上把持独占的高度职业化、国际化及商业化的运动项目，我国网球的举国体制在职业化“试水”的摸索中发展迅速，为网球的迅猛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国网球发展水平与欧美国家仍相差甚远。因此，我国还需要从实际出发，结合举国体制的优势，摒弃自身发展的不足，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化道路，进一步推动中国网球的发展。     

重塑董事范畴:从形式主义迈向实质主义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范畴的界定奉行形式主义,仅承认经过选任所产生的形式董事.该种形式主义的董事界定路径存在明显短板:无法涵盖存在选任瑕疵的董事、失格董事、逾期董事乃至于非为董事但为董事行为者,支配或影响公司行为的幕后主体更是在董事责任的射程之外.在我国公司股权集中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形式董事易于受到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不当影响而失却其固有价值,进而沦为公司治理中的花瓶.相较于形式主义的董事范畴,实质主义的董事范畴能够全面覆盖各类董事的外延类型,锚定我国公司治理中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不当影响及其责任边界,避免强化控股股东义务对公司组织体产生的过度干涉,夯实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我国公司法修改应当着力于建构包括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在内的实质董事范畴,共同与形式董事构成完整的董事类型体系.对事实董事的界定应当建立在我国董事职权的本土规范基础之上,排除非属于履行董事职权的行为.对影子董事的认定应当重在认定行为人操纵公司董事的行为,并放弃对公司董事会的控制要件.符合前述构成条件的实质董事,与形式董事负担同等法律责任,以厘清股东与公司的行为边界,淳化公司治理体系.     

“不依法给付行为＂之判决适用研究——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6项的展开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l款第6项是行政给付进入诉讼救济的规范基础，但是因其就给付形态的规定过于模糊，导致当事人救济中获得的判决形式不明。将“不依法给付行为”作动态解释，它可以分为“消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积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以及“不依法之完全给付行为”，相应地分别对应履行判决、撤销判决和确认判决。     

哈金的《移民作家》与“家”之情愫

哈金新近之作《移民作家》通过对旅居海外移民作家的讨论,重在指出移民作家应该成为本民族的代言人;他们在用他国语言创作时应汲取本民族语言之精华,将其融入自己的书写之中,从而形成移民作家自己独特的风格;移民作家应该用笔在故土之外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纵观哈金的作品,"家"之主题总是贯穿其中,这一情结的产生与作者特殊的移民身份不无关系。     

越南李朝兵制与唐宋兵制关系探析

兵制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典章制度,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繁荣的有效手段。李朝作为11至13世纪中南半岛上的强国之一,十分重视兵制的建设。由于中越复杂的历史联系,李朝立国后在兵制的设置上借鉴了唐宋兵制,尤其是重点效仿唐宋兵制的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和兵役制度等军事制度。不过,李朝兵制并没有完全照搬唐宋兵制,它既吸收了唐宋兵制的精华,又因地制宜地发展出了符合李朝自身国情的兵制,并增设了新的兵种"象兵"。李朝兵制无论是在平定内乱抑或开疆扩土中,都契合了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反过来,李朝兵制也对宋朝的兵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朝也参考了李朝兵制对其兵制进行改革。宋朝兵制在改革中充分借鉴了李朝的军事编制,尤其是"军"这种新的军队编制的创设,成为宋朝改革军队编制的开端。从李朝兵制大力效仿唐宋兵制,再到宋朝亦在兵制建设上借鉴李朝兵制的优点,这种相互学习与借鉴,增进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进一步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相互交融和融合,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中你只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     

专家参与刑事司法的多元功能及其体系化

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至今,专家参与我国刑事司法的制度功能变得开放而多元。专家制度功能的多元化,根源于刑事司法的三重逻辑:弥合法律人与专家之间知识鸿沟的“认知逻辑”;落实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权力逻辑”;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与实现控辩平等的“权利逻辑”。从结构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视角看,当前,刑事专家制度存在明显的体系化缺陷,主要表现为专家制度过度权力化、专家制度功能尚未结构化、专家制度不够规范化。改进刑事专家制度,应当采取体系化路径:首先,将多元专家参与模式调整为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二元专家模式;其次,彰显专家制度的“权利逻辑”,矫正过度权力化倾向;最后,构建系统化的专家制度,为专家服务刑事司法创造制度条件。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的商议式司法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意蕴深邃,它将法律看作动态、开放、互动的行动系统。交往行动的学理资源是语用学;存在方式是商谈;生长土壤是"理想话语情境"。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的商议式司法提倡各方当事人以及其他社会民众在有关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采取真诚互动、沟通协商的方式,从而达成理解与共识。商议式司法具有对话性、程序性、伦理性,其价值在于增强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克服机械司法的缺陷;促进司法民主;遏制司法腐败。     

行政给付中法律保留适用之探究——兼论依法治国背景下服务型政府构建

现代行政的服务型特质已使政府的身份从传统管理者向服务者的方向转变,行政给付成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能。当代社会法律保留不再是侵害行政领域的"专利",其已在给付行政领域发挥重要影响。中国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这将促使法律保留原则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特别是给付行政规范领域进一步适用,筑牢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法制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与人权关系的历史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与人权关系的历史发展大体经历了分离、结合与融合三个历史阶段。在上世纪早期法治实践之中,法治与人权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处于分离状态,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之中法治与人权都未建立有效关联。上世纪九十年代伊始,以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党的十五大报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为标志,法治与人权由分离向结合转变。此时,法治与人权在理论层面或实践层面都互有所指,处于价值互涉的状态。以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为界,法治与人权趋于融合。由此开始,法治的人权保障价值与人权的法治保障方式高度融合,处于无法隔离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