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行为、地区发展与趋同

地方行为对地区发展的推进功能体现在: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是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引导者和奠基者,它在区域制度创新中扮演“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它的调控行为将焕发经济体系中蕴藏的活力。从对区域经济影响的机理看,地方行为影响着区域经济运行成本、风险与效率。地区经济差异的产生和变动则与政府的竞争行为密切相关。剖析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双重约束下的区域发展,探讨地方行为与地区趋同问题,对于实现区域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加强福建与港澳生产性服务业合作的对策建议

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东部沿海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意义重大.香港和澳门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上优势明显,福建与港澳生产性服务业合作有很大潜力.文章着重分析了加强福建与港澳生产性服务业合作的对策建议,包括:政府要树立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理念;强化"港澳的资金、台湾的技术、福建的资源"三角合作网络;吸引港澳金融保险证券机构来闽开拓业务;加强第三方物流和供应链管理合作;加快服务外包示范区建设;制定并完善CEPA开放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     

提高复杂电磁环境下装甲装备保障能力问题初探

开展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装甲装备保障能力研究,是装甲机械化队训练逐步实现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的重要内容,也是急需研究探索的现实问题。通过分析复杂电磁环境对装甲装备保障的影响,以探讨应对之策,提高装甲机械化部队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装备保障能力。     

我国刑法累犯制度设立的理论根据初探

累犯制度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通过分析累犯制度的正义性根据和目的性根据，即报应和功利，笔者认为报应优先、兼顾功利是我国累犯制度应有的理论根据，并提出应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不可荒废其一。     

海峡两岸水污染防治法比较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台湾地区《水污染防治法》修订时间相隔无几,均反应了两岸水污染防治政策、制度的最新走向。在此背景下,本文从立法目的和政策目标、监督管理体制、监督管理措施、保障机制、法律责任等方面逐一比较,以期能为我国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完善提供参考价值。     

论青年价值观的评价与建构——从对"一代不如一代"的质疑与反思谈起

中国人在当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历着价值观的冲突与裂变,这在青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显著.有人曾断言青年人"一代不如一代";而经过北京奥运会的洗礼,评价又发生了转折,两种评价判若云泥.为此,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评价标准,破除偏见,全面、整体、宽容地看待青年的主流及其变化,是引导和构建青年价值观的前提与关键.     

程序正义视野下的犯罪嫌疑人知情权

知情权是犯罪嫌疑人一项具有宪法权利属性的程序权利.赋予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是实现诉讼民主和程序法治、保障犯罪人基本人权的重要前提.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和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在一定范围内享有知情权.但对比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我国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规定明显存在诸多不足.进一步拓宽犯罪嫌疑人的知情范围,规范其行使知情权的相关程序以及在其知情权受到侵犯时给予程序救济机会,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     

侵占罪中"代为保管"认定的难点与消解——兼论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分野与厘定

从财物与行为人的关系上理解"代为保管"比较恰当。代为保管既包括明示的委托保管,也包括默示的事实上的保管。如果有证据显示,虽然财物所有人和行为人双方无任何明确的约定,但财物所有人自愿将财物置于行为人控制之下,可以推定财物所有人与行为人形成了事实上的代为保管。对作为侵占罪实质要素之占有的理解应以民法理论为基础。在物主将加封容器交给行为人保管之后,行为人就在事实上成为财物的支配者,而物主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对财物的控制。     

重建公众与政府间的信任关系：西方的经验

当今时代，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在世界范围内都呈现出衰退趋势。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显示公众对政府信任水平的下降是一个由绩效、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等诸多原因所导致的复杂现象。为消除政府的“公众信任赤字”，西方国家在重振公共机构活力的“政府再造运动”中通过建设掌舵型政府、合作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电子化政府以及廉洁型政府等举措以期能够重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和谐信任关系。     

教育研究的结构化逻辑

教育研究的传统框架以假设、封闭和被动为个性倾向,缺乏规范性的意义框架,需要使其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结构性秩序.这种结构性秩序奠定了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进而在教育研究本身构建的意义领域里建立起特殊描述性的教育实践活动模式,即表征、外核和内核三层共同搭建起具有整体性功能的结构化逻辑框架.教育研究的结构化逻辑强调结构内主体间交互形成的教育生产力而非结构的本体性制约.教育研究需要走向结构化逻辑并赋予这种模式以生活的意义,并将结构融会贯通于一系列的教育生活构成之中,推动教育研究更为自觉、主动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