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权问题的理论批判与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权问题既有理论批判也有理论建构。由于人是劳动和社会关系总和的"二位一体",马克思恩格斯由此发现了作为人权主体的人是有实然主体与应然主体的裂变的,进而发现了人权的实然主体与应然主体在阶级社会是对立的,而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同一。因此,阶级社会人权与共产主义社会人权成为二人理论批判与建构的目标,二人在人权上的"破"与"立"由此体现出来。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之新发展——基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之分析

结合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改,文章全面阐述了我国刑事证据概念、种类的发展与完善;刑事证据规则的各种类型及其构建样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规定,即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即非法证据排除动议的提起主体、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主体、非法证据的排除主体;同时,指出了刑事证据制度在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改中存在的不足。     

企业技术创新系统的自组织性分析——基于龙能公司案例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充分认识企业主体地位、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在企业技术创新系统自组织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重塑董事范畴:从形式主义迈向实质主义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范畴的界定奉行形式主义,仅承认经过选任所产生的形式董事.该种形式主义的董事界定路径存在明显短板:无法涵盖存在选任瑕疵的董事、失格董事、逾期董事乃至于非为董事但为董事行为者,支配或影响公司行为的幕后主体更是在董事责任的射程之外.在我国公司股权集中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形式董事易于受到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不当影响而失却其固有价值,进而沦为公司治理中的花瓶.相较于形式主义的董事范畴,实质主义的董事范畴能够全面覆盖各类董事的外延类型,锚定我国公司治理中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不当影响及其责任边界,避免强化控股股东义务对公司组织体产生的过度干涉,夯实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我国公司法修改应当着力于建构包括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在内的实质董事范畴,共同与形式董事构成完整的董事类型体系.对事实董事的界定应当建立在我国董事职权的本土规范基础之上,排除非属于履行董事职权的行为.对影子董事的认定应当重在认定行为人操纵公司董事的行为,并放弃对公司董事会的控制要件.符合前述构成条件的实质董事,与形式董事负担同等法律责任,以厘清股东与公司的行为边界,淳化公司治理体系.     

“不依法给付行为＂之判决适用研究——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6项的展开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l款第6项是行政给付进入诉讼救济的规范基础，但是因其就给付形态的规定过于模糊，导致当事人救济中获得的判决形式不明。将“不依法给付行为”作动态解释，它可以分为“消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积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以及“不依法之完全给付行为”，相应地分别对应履行判决、撤销判决和确认判决。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的商议式司法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意蕴深邃,它将法律看作动态、开放、互动的行动系统。交往行动的学理资源是语用学;存在方式是商谈;生长土壤是"理想话语情境"。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的商议式司法提倡各方当事人以及其他社会民众在有关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采取真诚互动、沟通协商的方式,从而达成理解与共识。商议式司法具有对话性、程序性、伦理性,其价值在于增强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克服机械司法的缺陷;促进司法民主;遏制司法腐败。     

超相人格分析——大学生心理障碍深层心理根源

长期的心理咨询与治疗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学生心理障碍的产生总有各种原因,有现实环境的原因,也有个体本身的原因,对个体来说,其深层心理原因是导致心理障碍的核心根源。而深层心理原因中,大学生的"超相"人格则是重要的原因。这里的"超相"概念为作者首次提出,是根据大学生所反映出来的普遍深层心理问题结合国内外深层心理学思想总结出来的。     

从公安微博发展看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若干误区和出路

与传统的沟通方式相比,微博的网络特质内在地与现代警务需求在公开性、时效性、传播性、语言风格等方面高度契合。看似公安微博建设的问题,实质上反映出公安机关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上的某些误区。公安微博的建设发展,必须珍惜和总结既往的经验和教训,顺应民意要求,始终与和谐警民关系建设精神内核与价值追求相统一。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会管理主体权威日渐弱化、"乡政村治"造成权力运行中的体制摩擦、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社会协同管理意识薄弱等是当前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新时期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应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多元主体的协调运转机制,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预警调处机制,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     

受刑人权利的法律定位

对受刑人权利保护必须对受刑人权利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在受刑人权利的价值基础上,正当性的权利本质是受刑人权利法律定位的逻辑起点;在受刑人权利的逻辑结构上,可以将受刑人权利分为受刑人人权、受刑人公民权和受刑人基于矫正产生的特殊权利;在法律关系的考量上,将受刑人权利和刑罚执行权力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而不是将受刑人的权利与义务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在刑事法律关系的运作中,以受刑人权利为本位,而不以受刑人管理为本位,以实现对刑罚执行权力的制约和对受刑人权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