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新诠

关于文化的概念,长期以来未能形成一个大体统一的认识。文化的主体是人,人只有掌握了知识才拥有文化,因此可将文化定义如下:文化是人类在语言、文字等符号系统的基础上所创造的全部知识体系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它的物化结果,是受这些知识体系所指导而形成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念在人类行为中的体现,是在这些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基础上所形成的征服自然的生产工具体系和管理人类社会的制度工具体系。     

试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第一项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书,首次在国际一级建立了反腐败五大法律机制:预防机制、刑事定罪与执法机制、国际司法合作与执法合作机制、资产追回与返还机制、履约监督机制,对形成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格局和健全完善我国的反腐败法律制度及对外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具有重要和深远影响。     

当代行政人格及其养成

当代行政人格有公共人格、责任人格及自主人格三个基本形态,其道德养成可从畏惧感、羞耻感及崇高感着手。当代行政人格的道德养成需要国家和社会为每位行政人员提供优良的制度安排和法治环境,更需要行政人员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在日常行政管理实践中始终做到用对、用准、用好权力。     

论《群众》周刊在抗战初期的政治动员

《群众》周刊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机关理论刊物。抗战初期,《群众》周刊围绕团结抗战进行政治动员,通过揭露日本侵华罪行,促成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通过宣传正面战场抗战的形势,调动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抗战热情;通过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的抗战业绩,树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与军队的抗战形象;通过批判两种错误观点,帮助人们树立和坚定中国抗战必胜和持久抗战的思想。《群众》周刊的有效政治动员,对抗战初期生气蓬勃的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Contesting Legality in Authoritarian Contexts: Food Safety,Rule of Law and China's Networked Public Sphere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nternet, China's networked public sphere has become a critical site in which various actors compete to shape public opinion and promote or forestall legal and political change.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members of an online public, the Tianya Forum, conceptualized and discussed law in relation to a specific event, the 2008 Sanlu milk scandal. Whereas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 the Chinese state effectively controls 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via propaganda, this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ity by the Tianya public was not a top‐down process, but a complex negotiation involving multiple parties. The Chinese state had to compete with lawyers and outspoken media to frame and interpret the scandal for the Tianya public and it was not always successful in doing so. Data show further how the online public framed the food safety incident as indicative of fundamental problems rooted in China's political regime and critiqued the state's instrumental use of law.     

论部分劳动教养行为的入刑规制

饱受各界诟病的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部分违法行为的入刑规制要引起相当的重视。在脱离劳动教养制度肆意适用侵害人权的同时,更要防范因部分违法行为入刑规制而又陷入到重刑主义侵害人权的泥淖之中。对此,应该重视人权保障,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用现代的法治观念来引导和加深公众对恢复性司法和开放式处遇的认识,发展和完善符合国际新趋势的社区矫正制度及相关制度,不断改进和完善包括刑事法律体系在内的规制体系等等。通过这些举措,在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形成一个协调有序、衔接自然的违法行为规制体系,在实现有效社会管理的同时又实现对人权的充分保障。     

生物银行运作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探析

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多的生物银行为生命科技研究和转化医学提供研究资源以及合作平台。以生物银行所存储的人类遗传材料和遗传数据进行研究时,由于涉及到人类遗传材料提供者、生物银行、研究资助者和研究者等多方主体,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权利归属、利益分享等议题变得更加复杂。知识产权法律和政策关于上述议题的立场对于生物银行的建置与运作具有关键意义。生物银行自身亦应从制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在材料转让协议或数据获取协议中对利益分享进行约定、推动人类遗传数据共享、探索"开源专利"模式等方面着手,在实践中探寻适宜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益分享机制。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新解读——读《反杜林论》有感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它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当今社会对于道德观概念的解读,是人们对自身,对他人和对世界所处关系的系统认识和看法,它作为精神力量广泛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形而上学道德观进行了批判,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对于当今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有着深刻启示。     

行政伦理视角下的政府权力寻租规制研究

行政伦理制度从改善政府组织与行政人员内在的价值取向入手,引导、规范公共行政行为,是有效规制政府权力寻租的途径。要增强行政伦理制度对政府权力寻租行为的约束力度,就需要不断地推进行政人员行政伦理教育培训的常规化,完善相关行政伦理规制的法律法规,构建专门的行政伦理管理机构,促进多元主体参与行政伦理的评价与监督。     

党内法治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

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提出的"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治化时代的开始,对于法治中国意义重大,主要因为:1、我国的权力架构决定了党内法治化是国家法治化的前提;2、党内法治化是实现党内民主,协调各方利益的制度保障;3、党内法治化是实现党依法执政的关键。党内法治化对党的建设将产生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党建对法治理念的接受;2、党内法规的权威性是实现党内法治化的核心;3、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进一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