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视域下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致贫成因与扶贫对策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山区、边境地区于一体,是新时期我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具有典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成效直接影响着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进程。文章分析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概念,从空间分布、行政区划、片区类型、贫困程度等维度阐述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基本情况,并基于地理区位、经济辐射、政策扶持、产业基础等视角揭示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致贫成因,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违背患方意愿医疗处置困境与对策研究

因专业知识的不对等和信任的缺失,医患双方对疾病的认知往往不甚相同,甚至出现对立,在紧急情况下,这种对立直接影响对患者的治疗,危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本文从实例出发,通过梳理归纳既往的理论观点,在辨析具体情形的基础上,从患者自己决定权的角度出发,论述不同情形下,面对患者拒绝治疗,医方所应采取的处置方式及其法律性质。     

看似无真却是真——小说《新安家族》中的胡东阳人物形象塑造

小说《新安家族》塑造了胡东阳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他充满仙风道骨，他对事态的发展有着某种直觉，这个人物形象也是作者对理想人物形象的寄托。     

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质押中的政府角色分析——基于三批16个知识产权质押制度试点的考察

该文按政府参与度的差异,将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质押模式分为纯市场化模式、政府信用介入模式以及政府为主的关系性贷款模式;继而分别分析了银行、贷款企业以及中介机构是知识产权质押制度的主要参与者时,在试点中政府兼具指导者、推动者、参与者的三重角色;最后指出,该制度的后续实施中,政府应从推动者、参与者角色逐步向监管者与服务者角色转变。     

转型时期社会心态的预警与调适——基于L市213份样本的调查分析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与利益格局的调整容易引发社会心态的失衡与畸变,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而,在充分把握当前社会心态变化趋势的基础上,迫切需要通过发展民生,建立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重视社会主导价值观建设,完善心态预警监测机制等举措改善社会心态环境,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     

“微课”: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新载体

“微课”作为“微时代”特殊的课程形态,拓展和创新了课程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的功能,成为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型载体.立足“微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新情况新要求,遵循课程建设规律,从理念革新、团队组建、学生主体性发挥、保障机制健全等多维度建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微课”,势在必行.     

论高校大学生“精神缺钙”与“精神补钙”

从分析大学生“精神缺钙”的表现,寻找出适合大学生“精神补钙”吸收的“钙质”,从提升教师队伍综合素质、加强教材体系建设、创新教育教学平台、注重实践活动训练以及营造校园文化环境氛围着手,对大学生进行“精神补钙”,实现高校教育育人的真正本质.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方向。     

中美战略竞争:韩国的认知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和战略互信的下降,中美战略竞争明显加剧.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关乎双边,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有重要影响.中国是韩国的头号贸易伙伴,美国是韩国的盟国,在中美之间,韩国保持一定的战略平衡极为重要.本文主要分析了韩国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内涵、影响与前景等方面,并对韩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应对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看,韩国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既受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影响,也与韩国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密切相关.对于韩国而言,中美两国对韩国的战略选择与国家利益都有重要影响,如何尽可能减少中美战略竞争对其负面影响,关键在于不要卷入中美之间的核心利益竞争,并尽可能地在中美之间积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     

侦查目的的社会学考察——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为框架

侦查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的一种手段,其目的的研究不应仅从刑事诉讼的狭隘的视角进行考察,而且还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界定。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为框架界定侦查目的,对侦查构造、刑事诉讼构造的改革具有基础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