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可持续增长模型与流动性水平关系研究

企业增长应考虑与内部可利用资源的协调.增长过快会过度消耗资源,降低企业的流动性水平,带来流动性风险;增长缓慢则会造成企业资金闲置,导致流动性过剩.数据分析表明,按希金斯模型和拉巴波特模型两种标准划分的增长过快和增长缓慢两种类型公司的流动性水平存在差异.因此,企业只有遵循可持续增长率要求的增长速度,保持适度的流动性水平,才能达到健康和持续发展的目标.     

大众学术：中国学术建制化的困境

中国学术建制化水平很低是不争的事实.当前中国学术界的诸多问题,如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泡沫学术、抄袭剽窃、学术评审深度腐败等都是这一事实的表现.学术建制化水平与学术人口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知识生产的稳定发展取决于学术建制化水平和学术人口之间的比率,在学术建制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学术人口的膨胀只会带来负面效应,并将妨碍学术的建制化;反之,如果学术建制化水平很高,那么学术机制会自行调节学术人口,使之与学术发展规模和水平相适应.前者带来的是我们所称的"大众学术",而学术建制化水平与学术人口相当的时候则是"精英学术".大众学术形态所引致的学术高科层化、低建制化及其集体性与个体性、唯智主义与反智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了当代中国学术发展难以挣脱的"铁笼".     

宪政程序正当性及我国宪政程序的完善

宪政即实行宪法的民主政治,是政治民主的发展趋势,宪政程序是宪政运行、体现宪政原则和精神的有效载体。我国宪政实践中在保持程序正当性的同时,仍然存在宪政程序的正当性缺失,完善宪政程序是我国当前宪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公共物品供给:从BOT向PFI转换中的低成本路径——基于英国PFI创新的服务型政府视角

构筑低成本高质量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本文以英国PFI制度创新为视角,以PFI与BOT比较为方法,从BOT向PFI转换的可行性研究中探索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成本路径。     

网络暴力法律责任与规制研究

随着网络的发展，其在带给人们高效．快捷、方便的同时也滋生出许多负面效果，网络暴力就是其一．作为显然有别于传统意义上侵害他人生命权、身体权的暴力行为，网络暴力乃指人们利用电子邮件、聊天室、拍照手机、交友网站等互联网手段，对他人进行侮辱．诽谤。骚扰等造成受害者精神痛苦和生活安宁破坏的行为．作为一种新兴的事物，网络暴力有其自身显著特点和特殊影响．本文将对之特征及成因客观分析，剖析其法律责任，并拟从法律层面提出治理方法。     

论国际社会核心价值的内嵌

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和平与发展、公正与平等,它们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嵌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国际社会核心价值的内嵌过程受到三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世界的有限性、自我毁灭的经历与大国的责任.世界的有限性影响了国际政治思维方式,在19世纪晚期表现为抢夺型,在20世纪晚期表现为合作型;两次世界大战既是国际社会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类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学习的过程;大国将其价值观嵌入国际社会,促进了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其责任不是推翻西方价值体系,而是弥补其缺陷,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和平、合作、和谐"价值理念,努力建设一个更为和谐的世界.     

鸡肿瘤病快速鉴别诊断试剂盒的研制及其应用

建立了快速鉴别诊断鸡肿瘤病的PCR技术 ,研制鸡肿瘤病快速鉴别诊断试剂盒。应用该试剂盒在两年多时间里 ,对来源于广西养鸡业发达地区的 13 9个鸡群共 5 0 5只病、死鸡的 15 70份肿瘤及可疑肿瘤组织病料进行了检测 ,马立克氏病、网状内皮增生症和禽白血病的阳性率分别为 74.0 6%、11.49%和 6.73 % ,肿瘤病的混合发生率为 16.83 %。结果表明 ,应用PCR技术建立的鸡肿瘤病快速鉴别诊断试剂盒具有操作简便快捷、结果准确可靠、保存方便等特点 ,不仅适用于临床肿瘤病的鉴别诊断 ,而且对开展肿瘤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兽医检疫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网络立法刍议

信息网络立法是信息时代的要求。基于网络犯罪形势严峻、网络侵权日益突出 ,不良信息泛滥成灾 ,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信息网络立法 ,以惩治信息网络犯罪 ,保障信息网络安全 ,促进网络建设健康发展。     

论教育学教材文本的性质与书写

对教育学教材的文本性质与书写方式的思考,是进行教材建设的理论前提。在以知识为中心的课程观的影响下,传统教育学教材追求知识的精确与理论的完备,忽视教材的人文性与生命性;强调教材教育知识的权威性,而忽视教育知识的对话性与生成性。其书写遵循的是知识的逻辑而不是生命意义的逻辑,强调的是文本的正确性,而忽视文本的反思性与创造性。教育学作为一门以人文事实为基础的学科,其知识的不确定性与实践的开放性决定了,追求确定的教育知识是徒劳的,将教材作为不可质疑的权威也是错误的。由此,我们需要反思教材的文本性质,重构教材文本的书写方式。     

论公司资本制度颠覆懈的环境与逻辑缺陷及制度补救

2013年我国《公司法》完成的资本制度改革基本上是沿袭了法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近10年来的做法,于我国国情考虑很不周延。工商机关从公司登记事务切入取消公司法定最低资本数额和实缴要求自始不合法治原则,谋求逃避监管职责的制度“走私”利益,欠缺正当性,存在违法情节;而深圳创造的“认缴制”概念在法律上没有确切的含义,没有体系化的制度结构,深究起来不知所云。地方政府越权修订国家的公司法,冒犯全国人大权威,实质获取“举改革大旗”、“挖制度洼地以引流抢夺国内金融资源”、“摘皇榜”等行政机会利益,倒逼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吃改革宴席中的立法“剩饭”,污损了民意机构的尊严。实施颠覆性的改革措施,忽视了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公司资本制度变革的背景及底线。英美授权资本制下维护交易安全的配套制度非常完备和精细,我国则缺乏那种系统性的法律配置和软文化,依托法定资本制保护债权人利益是我国长期的最适合制度选项。所幸的是,本次改制后,法定资本制的框架尚得以保存,我们必须戒急用忍,通过公司法的进一步修订建立及时、妥当的配套制度,跟进补救其错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