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检警一体化”的思考——从侦查程序监督机制优化角度考察

目前中国的侦查程序中不存在典型的“控、辩、裁三方相互制衡”的诉讼形态,带有极强的行政职权主义色彩。侦查程序与当事人主义、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改革目标难趋一致,成为刑事诉讼改革的焦点。实行检警一体化,实现两者职能的紧密结合,切实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已刻不容缓。     

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进程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总结了中国共产党80多年历史经验而得出的科学论断,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党的十六大之所以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把它写入了党章,是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党的性质,明确了党的使命,揭示了党的功能、作用和要求.这里,我想从党的性质、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及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等方面,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来源和产生的必然性做浅显的探讨.     

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政治实践和理论的历史反思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政治实践是在毛泽东错误的政治论点指导下进行的,而"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政治实践又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错误的政治论点,终于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政治实践和理论进行历史的反思,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再论八大前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考——从王光美对一则有关八大史实的回忆谈起

本文以王光美对一则有关八大史实的回忆作为立足点,重新探讨了八大前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脉络,认为毛泽东自始就不同意八大政治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但由于理论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在八大政治决议通过前重新把阶级斗争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结束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逐步在理论上提出"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观点,经过1957年整风反右的实践,最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这标志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鉴",开始向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复归.     

试论雷锋精神与党员的"先进性"

雷锋,是20世纪普通党员"先进性"的代表,他的精神并没有过时,而且,正值时代所需,弘扬在21世纪的今天.国际环境复杂,国内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感到任重道远.     

略论传统中国的乡村控制与村社结构

本对传统中国的乡村控制和村社结构进行了简略评述,认为在传统中国,专制国家虽然希望把自己的权力延伸到乡村社会之中,但受交通、通讯和行政管理水平的限制,在事实上不得不利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资源实施支配与控制。地方精英的成份和功能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用“自治权”、“士绅社会”等概念加以概括。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是由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各种组织机构和个人关系构成的,对此必须综合地、辩证地加以理解。     

国家安全生产外部性的内在化

国家安全生产具有外部性,包括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为克服外部不经济性,实现内在化,需要采取各种适当的方式：一是企业方式,即国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隔离带,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使企业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主体。二是合同市场方式,即通过市场竞争,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达成交易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这是多种方式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式。三是项目纵向一体化方式。它是在合同市场方式的交易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实行的一种方式,它能把市场交易方式转换为项目内部交易方式,以节约交易费用。四是政府调控方式。它是在项目方式的内部交易成本过高时采取的一种方式。它与传统的政府方式不同：它严格区分了政府、军队和企业的职权,是对合同方式、项目方式的补充,因而既不是指令性计划方式,也不是重要的交易方式